江西
2007年秋，北京毛主席纪念堂，周大姐在家人的陪同下走到毛主席坐像前。她没有急着说话，只抬头看了一眼坐像背后的巨幅绒绣，眼泪便落了下来。那不是一次普通的参观，而是她与四十年前一段艰苦岁月的重逢。
女儿在旁边轻声问：“您怎么哭了？”周大姐望着画面，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我好像又回到了车间。”那幅让她想起往事的作品，正是《祖国大地》。
画面中，群山连绵，云气舒展，辽阔土地铺陈开来。它并非简单的装饰，而是以油画《祖国大地》为基础放大制作的绒绣作品，寄托着“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深厚意境。将这样一幅作品放在主席坐像之后，分量自然不同寻常。
时间拨回到1977年5月，地点在山东烟台。一天，绒绣工人周大姐被厂长叫进办公室。厂长平日做事干脆，那天却反复叹气。直到对方说明任务，她才知道，工厂接下的是为毛主席纪念堂制作绒绣画的工作，作品名称便是《祖国大地》。
这份任务来得突然，要求也极高。面对如此重要的工程，周大姐既激动，又感到责任沉重。她没有见过毛主席，却一直把对领袖的敬意放在心里。厂长问她敢不敢挑起绒绣组的担子，她只回答：“敢，保证把作品做好。”
三天后，43位女工组成制作小组，周大姐担任组长。1977年5月24日，工程正式开工。铺开的网格布长达24米，女工们分段站立，按照设计稿将不同色彩一针一线固定在布面上。
绒绣最难的地方，不只是针脚细密，更在于色彩衔接和整体节奏。画面面积太大，任何一处进度失衡，都会影响后面的拼接。开工初期，有人手快，有人谨慎，进度出现差异。周大姐随即提醒大家，不能只顾自己手里的部分，所有人必须尽量同步。
这句话听起来朴素，却直接点中了关键。大幅绒绣不是一个人的手艺展示，而是数十人共同完成的整体工程。一个区域提前完成，并不意味着任务推进；只要另一个区域落后，整幅画便难以保持统一。
车间里的日子很快变得紧张起来。那年夏天，天气闷热，工人们长时间伏案，手指、眼睛和腰背都承受着压力。有关方面曾送来冰块降温，可炎热仍旧难以驱散。有人身体不适，被送去医院，周大姐便暂时接过对方的针线，尽量不让工序停下来。
生活也被压缩到最低限度。有人顾不上按时做饭，有人差点忘了接孩子放学。这样的细节并不惊天动地，却最能说明当时的工作强度。她们没有喊出多少豪言壮语，只是在一天天重复的针脚里，把任务往前推。
作品采用了1200种颜色，累计绣入700万针。颜色越多，过渡越细，辨认和配色就越费功夫。山体的明暗、云层的远近、土地的层次，都不能靠几种色线简单拼出。绣工既要看图，也要凭经验判断线色之间的变化。
有意思的是，绒线一旦选错，返工远比重做一小块画面更麻烦。拆线会损伤网格，周围针脚也可能松动。因此，女工们常常在落针之前反复核对。快，不是唯一标准；稳，才是保证巨幅作品完整的前提。
经过近60天的连续劳作，1977年7月13日，《祖国大地》完成制作。作品长24米，宽7米，总面积超过170平方米，完成时被称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绒绣画之一。对于参与其中的女工来说，数字背后是无数次弯腰、穿针、收线，也是车间里一段难以复制的集体记忆。
几天后，作品被装车运往北京。周大姐站在车旁，看着绒绣画在晨光中远去。她知道，自己和姐妹们的名字未必会被人记住，但那数百万针线已经离开烟台，进入了一个更加庄重的空间。
多年以后，她终于走进毛主席纪念堂。隔着一段距离，她看见熟悉的山河，也看见当年亲手参与制作的痕迹。那一刻，四十年前的炎夏、车间和同伴们的身影，一并回到了眼前。她没有再多说，只是久久望着坐像背后的《祖国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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