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王建安以开国功臣自居，惹怒毛主席险些丢掉上将军衔！

1975年，北京，王建安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叶剑英谈起这位老战友时说：“你从来不计较职务高低，始终任劳任怨，实在难得。”这句话听起来平常，却包含着一段颇为曲折的军旅经历。

王建安早年并不是出身显赫的将领。1927年黄麻起义爆发时，他只有20岁，参加了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那时的他，从普通战士做起，干过副班长、班长，后来逐步走上连队和团级领导岗位。

这条路并不好走。

鄂豫皖根据地斗争激烈，部队常常要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作战。王建安作战勇猛，处理军政事务也很果断，几年之间多次参加反“围剿”作战。职务的提升，并非来自资历包装，而是一次次战斗中积累起来的威望。

1933年，他担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政治委员。反“六路围攻”期间，王建安不仅要做政治工作，还承担了重要的军事指挥任务。部队在困难条件下连续作战，最终取得战果，他也因此被认为是能够把政治工作与军事指挥结合起来的干部。

有意思的是，王建安并不属于只会冲锋陷阵的将领。他重视部队纪律，也重视战士的思想状态。长征途中，他身体状况并不好，有时需要拄着拐杖行军，却仍然坚持到前沿看望部队。有人劝他多休息，他只说：“部队在走，我不能躺着。”

红军抵达陕北后，王建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短暂的学习经历，对他后来主持地方武装和根据地建设很有帮助。抗日战争时期，他被派往山东，先后担任重要军事职务，逐渐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骨干将领。

山东地形复杂，日伪军据点密集，部队既要打击敌人，也要保护根据地机关和群众。王建安指挥部队时，常常采取快速机动、集中兵力、突然出击的办法，不与敌人进行无谓消耗。到了抗战后期，山东各地的抗日力量逐渐连成一片，这里面有他长期经营和指挥的功劳。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建安没有被调往东北，而是继续留在山东战场。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等一系列作战中，他承担了重要任务。山东战场之所以能够不断打开局面，与陈毅、粟裕等人的整体指挥有关，也离不开王建安等将领在一线的坚决执行。

解放济南时，王建安又与许世友搭档。两人过去在军事指挥和部队工作上有过不同意见，甚至被称作“老冤家”，但到了攻城作战的关键时刻，彼此都把战事放在第一位。济南解放后，王建安的军事才能再次受到肯定。

1949年渡江战役后，王建安率部向浙江推进，随后担任浙江军区司令员，参与接管城市、剿匪肃特和稳定地方秩序等工作。对一名长期在前线作战的将领来说，这类工作同样考验能力，不能只靠勇猛解决问题。

真正改变他个人命运的，是抗美援朝战争和随后发生的政治风波。入朝期间，王建安长期处于高强度工作状态，旧疾复发，不得不回国治疗。此后，他担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身体原因和工作环境的变化，使他没有继续像过去那样长期处在战役指挥第一线。

1954年，高岗、饶漱石事件受到中央严肃处理。王建安因与相关人员存在工作联系，被牵连审查。问题并不只停留在组织关系上，有关方面还批评他“以功臣自居”。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认为革命队伍中不能把过去的战功当作特殊资本。

这场批评，对王建安影响很大。

1955年实行军衔制度时，他没有参加授衔。对于一位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高级将领来说，这个结果自然引发许多议论。但军衔评定涉及政治审查、历史问题和现实任职等多个方面，并不是单看战功多少。

经过复查，中央于1956年为王建安作出相应处理，他被补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这个结果说明，他的革命资历和军事贡献并没有被否定，但此前的政治风波，确实在他的任职道路上留下了明显痕迹。

此后，王建安长期担任副职。职务有变化，实际影响力却不再像战争年代那样突出。对一名在枪林弹雨中成长起来的将领而言，从前线主将转为相对靠后的岗位，心理落差可想而知。

但他没有因此消沉，更没有公开计较个人得失。叶剑英了解这段经过，所以在1975年评价他时，才特别提到“不计较职务高低”。这既是对王建安性格的肯定，也是对他多年遭遇的一种体谅。

王建安的一生，既有战场上的赫赫战功，也有政治风波中的曲折起伏。上将军衔最终保住了，但那段因“以功臣自居”而受到批评的经历，始终是他军旅生涯中无法绕开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