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5年12月30日，山东省胶县张应村附近，押解队伍被一名死刑犯的反常举动拖住了脚步。安乐三忽而挣扎，忽而跪地喊冤，既说自己没有杀人，又催促执法人员“给个痛快”。真正让助理检察员刘明智警觉的，却不是他的哭喊，而是他拒绝吃饭。
临近中午，区公所准备了饭菜。按当时习惯，死刑犯行刑前会吃一顿饭。安乐三一口未动，只是不停重复：“我没有杀人，我是被冤枉的。”这件小事，使刘明智没有把他的表现简单归为临刑前的恐惧。
案卷中的安乐三，确实不是一个毫无过错的人。他曾被指认为伪军人员，参与过敲诈群众、抢夺牲畜等事情，解放后还因偷窃受到过惩处。也正因为如此，办案人员很容易先入为主，把所有指控都视为事实。
然而，罪行多，并不等于每一项指控都成立；有过错，也不能成为草率判处死刑的理由。刘明智反复核对材料，开始留意到一个细节：安乐三承认的两起杀人案，主要依据并不是完整证据，而是举报人张某在压力和诱导下取得的口供。
事情要追溯到1954年1月。安乐三被赵家岭村村民张某、迟某检举后遭到逮捕。后来，他被带回村里参加公审。面对众人，张某指称他曾害死两名妇女，并暗示只要承认，便有机会从轻处理。
张某还拿别人的案子作比较，声称有人背负数条人命，主动交代后也没有被判死刑。安乐三原本只想尽快离开拘押场所，听到“承认就能争取宽大”后，终于按对方的说法供认下来。
这份供认，成了案件中最关键的依据。1955年3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安乐三死刑。此后，他在拘押场所等待执行，却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推到了生死关头。
12月30日，刘明智负责监督执行。队伍行至大朱戈村时，安乐三从旁人议论中得知当天要被处决。他突然跪在一名老者面前，哭喊道：“舅舅，我死得冤！”随后一路喊冤，直到张应村集市附近。
人群越聚越多。安乐三挣脱看押人员，跪在地上磕头。刘明智没有立即把这种表现当作求生挣扎，而是想到一个问题：一个真正被证据击垮的罪犯，或许会害怕死亡；但安乐三为何始终围绕“没有杀人”反复申辩？
下午，刘明智将人暂时安置在小赵家庄，赶回县里向巡回法庭庭长王洪海汇报。两人连夜翻阅卷宗，发现材料中不仅存在取证疑点，起诉书和判决书也不完整，案件程序显然经不起仔细核验。
卷宗所列的两起命案，一起说安乐三曾毒打安乐福的母亲，另一起说他参与殴打安乐贵的妻子。复查人员随后前往赵家岭村，分别寻找死者家属和知情人，没有沿用原有口供，而是从死亡原因重新查起。
调查结果很快出现变化。安乐福并未亲眼见到母亲受打，他所知道的情况来自旁人。其二嫂说明，老人实际死于产后疾病，调查材料上的手印也是她在不明白内容的情况下按下的。
另一名死者的情况同样复杂。知情人称，安乐常曾与孕妇发生争执，导致对方摔倒并因早产出血而亡，安乐三并未参与其中。至于抢地、抢牲畜等指控，也找不到足以支撑死刑判决的确凿证据。
复查组将结果逐级上报。胶县法院、检察院和公安部门连夜沟通，县委作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批示，决定重新调查。第二天清晨，刘明智把暂缓执行的消息告诉安乐三。
安乐三跪在地上连连道谢。刘明智没有接受他的谢礼，只说：“查清事实，是办案人员的责任。”这句话并不华丽，却点明了案件改判的关键：司法不能只追求惩罚，还必须承担纠错的责任。
经过复查，胶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原死刑判决，改为教育释放。安乐三后来挑着鸡蛋到县检察院致谢，刘明智谢绝了礼物。
这起案件被称为新中国首例刑场改判事件。它留下的并不只是一个死刑犯获救的故事，更是一份沉重的办案教训：口供不能替代证据，群众大会不能替代审判，程序上的缺口，也可能把一个人的性命推向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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