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5年3月，布加勒斯特，周恩来参加完乔治乌·德治的葬礼，登上一辆返回住处的汽车。窗外风雪未停，送葬队伍留下的沉重气氛，也没有因为仪式结束而散去。
按罗方安排，陪同周恩来的本应是部长会议方面的负责人。周恩来却没有选择熟悉的高级官员，而是点名让年轻翻译罗明随行。这个决定，看似随意，背后其实有一层熟悉与信任。
罗明并不是临时找来的翻译。1950年，他作为罗马尼亚青年赴中国学习汉语，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求学。那时他只有19岁，对中国的了解十分有限，却在几年学习中逐渐掌握了汉语，也熟悉了中国历史与文学。
罗明原本对机械和铁路技术更感兴趣。他的父亲是铁路工人，选择理工科似乎顺理成章。罗方工作人员却告诉他，外交人员不能只会技术，还要懂一个国家的语言、历史和文化。于是，他进入中文系，后来成为罗马尼亚外交系统中的重要中文翻译。
1954年起，罗明开始为罗马尼亚领导人担任翻译。1956年朱德访问罗马尼亚时，他也曾参与接待。由于朱德四川口音浓重，罗明一度听得不太清楚，只能借助演讲稿完成翻译。朱德得知他并非在中国长大，而是罗马尼亚留学生时，曾惊讶地说：“真是不敢相信啊！”
正是这段经历，让罗明与中国领导人建立了特殊联系。周恩来在汽车上没有摆出严肃的谈话姿态，而是把他叫到身边，询问他的学习、工作和家庭情况。气氛逐渐轻松下来，罗明便想起了罗方交给他的任务。
罗马尼亚方面希望掌握周恩来的生日，日后以适当方式表达祝贺。于是，罗明试探着问：“总理，您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周恩来没有报出日期，只说：“开花、鸡叫的时候。”
这句话让罗明一时摸不着头脑。开花可以理解为春天，鸡叫却只是出生时辰的说法。他继续追问，周恩来仍旧没有给出准确答案，只让他知道大概在3月。汽车到达住处时，周恩来还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你的任务没有完成。”
罗明后来才知道，周恩来的生日是1898年3月5日。更重要的是，他逐渐明白，周恩来并非记不清自己的生日，而是有意回避公开谈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领导人的个人生日并不提倡大操大办。1949年12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斯大林七十寿辰宴会后，曾对长时间的礼仪活动颇有感触，认为吃饭就吃饭，看戏就看戏，不必把庆祝活动搞得过分铺张。
这类观念影响了新中国早期的政治风格。领导人更强调工作和国家事务，个人寿辰则尽量低调处理。周恩来长期身处外交场合，当然知道对方询问生日，可能不只是出于私人好奇。因此，他用一句带有民间色彩的话绕开了具体日期，既没有让罗明难堪，也避免把话题引向个人庆典。
有意思的是，十年后，中罗关系又通过一次特殊会面留下了尾声。
1975年9月，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率代表团访华。周恩来当时已重病住院，原本不在会见安排之中。得知罗方希望当面转达问候后，他仍决定在北京305医院会见来宾。
9月7日下午，周恩来提前来到门厅等候。那时的他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医生只允许谈话尽量简短。工作人员提醒双方控制在20分钟内，周恩来也对维尔德茨说：“医生不让我多说，你来说，我听。”
谈到健康状况时，周恩来平静地说，马克思的请帖已经收到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随后，他回忆1965年在布加勒斯特参加葬礼的经历，还提到当年步行送葬与如今行动困难之间的变化。
原定20分钟的谈话，后来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周恩来向罗方说明，中国同罗马尼亚的友谊不会改变，同时提到中国已有能够承担责任的领导人。维尔德茨当时或许只把这看作病中谈话，许多年后才逐渐体会到其中包含的政治安排与深远考虑。
这次会见，是周恩来最后一次接见外国客人。1965年那辆汽车里的问答，则成为中罗交往中的一个细节：罗明想知道的是一个日期，周恩来守住的，却是新中国领导人一贯的处事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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