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12月30日，河北西柏坡，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新年献词。三大战役接连取得胜利，国民党军队主力遭到重创，但战争并没有因此自动结束。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是接受一个留下巨大隐患的停战方案，还是继续完成全国范围内的解放。
这篇文章后来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题，于1949年元旦发表。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新年文章，而是对国内外形势的一次公开表态：革命不能停在半途，不能让已经付出巨大牺牲的人民，再回到旧有的政治格局中去。
同一天，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提出和平谈判。表面看，这是寻求结束战争；但在共产党看来，问题并不只在一句“和平”上。抗日战争结束后，重庆谈判曾经签署过“双十协定”，可谈判尚未真正改变局势，国民党方面便继续调兵，内战随后全面扩大。
因此，1949年初的和平呼吁，很难让共产党接受。蒋介石需要的究竟是和平，还是借谈判争取整顿军队、重建防线的时间，答案并不难判断。毛泽东随后提出，南京政府如果真想结束战争，就应当接受严肃而明确的条件，而不是用谈判掩护军事部署。
有意思的是，国民党内部此时已经不是铁板一块。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南京成为一个权力中心；行政院长孙科主持的政府机构迁往广州，蒋介石本人退居浙江奉化，却仍通过亲信和电台影响嫡系部队。
李宗仁后来所说的“一国多公，令出多门”，恰好点出了当时的困境。桂系希望借和谈保存实力，蒋介石嫡系不愿真正交出军权，南京、广州、奉化之间彼此牵制。名义上的调整，并没有改变国民党军事失败和政治分裂的事实。
苏联方面也曾试图了解并影响局势。1949年1月下旬，米高扬作为苏共中央代表到达西柏坡，同毛泽东等人会谈。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国革命不能因为外部疑虑而停顿，中国共产党必须完成解放全国的任务，同时还谈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原则：清除旧的不平等关系，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
这场会谈还有一层重要含义。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把革命进程交给任何外部力量决定。无论是国民党的和谈要求，还是国际上的调解意图，都必须服从中国人民自身的选择。毛泽东所说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正是对近代中国外交处境的概括。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没有停留在军事胜利上，而是开始讨论接管城市、恢复经济和建设政权等问题。毛泽东提醒全党，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必须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权力和物质条件带来的侵蚀。
北平和平解决后，局势进一步明朗。1949年4月1日，南京政府代表团抵达北平，张治中担任首席代表，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其谈判。谈判中，周恩来把话说得很直：“谈得成，解放军要过江；谈不成，解放军也要过江。”
这句话并非拒绝和平，而是说明和平不能以划江分治为代价。李宗仁、白崇禧希望保存长江以南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设想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可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接受这种安排，因为那意味着战争暂时冻结，旧的社会结构和地方割据仍有机会重新聚集。
1949年4月15日，中共方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决定案交给张治中。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协定。当天夜间，人民解放军开始渡江准备；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3日，南京解放，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由此结束。
渡江之后，解放军并未停留在长江一线。上海战役中，城市接管被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电厂、电话局等设施尽量维持运转，部队严格执行纪律，避免无序破坏。5月27日，上海战役基本结束。许多战士露宿街头，不进民宅，正是人民军队与旧式军队之间最直观的差别。
上海的接管，也影响了民族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的选择。共产党提出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生产、劳资两利，许多工商界人士因而没有随国民党撤离。中央研究院的科学家中，也有相当多人选择留下。政治路线能否获得社会支持，最终要靠这样的具体行动来证明。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通过共同纲领，筹备建立新国家。此前那场横跨长江的军事较量，已经不只是两支军队之间的胜负，而是两种政治道路、两种社会组织方式的正面碰撞。蒋介石想以长江为界保存局面，毛泽东给出的回答，则由渡江行动写在了中国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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