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11月6日，徐州以东的新安镇，华东野战军突然向黄百韬第七兵团展开攻击。黄百韬并非庸将，所部也有较强战斗力，可他面对的不是单纯的兵力劣势，而是一套已经失灵的指挥体系。
淮海战役持续两个多月，人民解放军以约60万兵力，歼灭国民党军约55万余人。国民党军在兵力、装备上并不寒酸，徐州更是其重点经营的战略支撑点。真正让这支大军走向崩溃的，是蒋介石连续作出的两项关键决策。
第一项，是把徐州战场交给刘峙主持，却不肯建立真正统一的指挥机构。
刘峙长期担任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资格很老，和蒋介石关系密切，但临战指挥能力并不突出。徐州地区地形开阔，铁路、公路交错，部队分布又十分分散，若想调动几十万军队，必须由一个能够压住各方的统帅统一部署。
白崇禧对此看得很清楚。他曾建议把徐州、华中两个战区的兵力合并指挥，避免各自为战。这个方案未被采纳，原因并不只是军事判断，也有蒋介石对部下的猜疑。
白崇禧有能力，也有自己的判断，在蒋介石眼中却未必容易驾驭。刘峙虽然缺少魄力，却被认为听命可靠。用人只看服从，不看战场需要，这便是第一个昏招的核心。
战场上的命令，不能只靠忠诚维系。黄百韬兵团向西撤退时，曾希望尽快靠近徐州主力，但刘峙担心东线其他部队尚未到位，要求他继续等待。黄百韬等来的不是援军，而是华野迅速合围的机会。
一座桥，改变不了整个战局，却能暴露指挥上的迟缓。黄百韬西撤途中，部队被河流、道路和桥梁卡住，后续部队无法及时通过，华野抓住空隙追击。倘若各兵团能够提前收缩，黄百韬未必会如此快地陷入孤军状态。
更严重的是，徐州方面没有形成清晰的主攻方向。邱清泉、李弥等部队想救黄百韬，却没有获得足够的行动空间；黄维第十二兵团从豫南赶来，又在双堆集附近被中原野战军截住。几支部队都在作战，却没有拧成一股绳。
第二项昏招，是在关键时刻调走杜聿明，随后又把他仓促调回。
杜聿明熟悉机械化部队，也有较强的机动作战意识。淮海战役前，他在徐州协助指挥，主张趁华野和中原野战军尚未完全集中时，寻找机会主动出击。这种思路未必一定成功，却至少比坐等对手合围更有主动性。
偏偏此时，东北战局急剧恶化。蒋介石把杜聿明调往东北，试图挽救当地局面。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后，杜聿明又被调回徐州。短短一段时间内，前线指挥重心反复变化，原有部署被打乱，国民党军错失了主动调整的窗口。
有意思的是，杜聿明回到徐州时，黄百韬兵团已经被围，黄维兵团也正在向险地靠近。指挥官重新到位，并不等于战场能够重新开始。战争最讲究时机，错过的几天，往往比增加几个兵团更难补救。
蒋介石的干预还没有停止。杜聿明指挥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撤离徐州后，原本有机会向西南方向保存力量，却又奉命改变行动方向，试图解救黄维兵团。这样一来，部队在道路上来回调动，既未救出黄维，也失去了突围速度。
中原野战军攻占宿县，是淮海战役中的重要一着。宿县一失，徐州南面的交通被切断，国民党军向南撤退的通道受到威胁。华野围住黄百韬，中野堵住黄维，徐州主力则被迫在狭窄空间内反复救援，战略主动权逐步易手。
“为什么不集中突围？”前线军官曾有过类似疑问。问题在于，国民党军的每一步行动都受到多重命令牵制，既要守徐州，又要救黄百韬，还要顾及黄维，指挥目标彼此冲突，最终只能在犹豫中消耗兵力。
反观解放军一方，粟裕坚持在江北寻求决战的建议得到采纳，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形成协同。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指挥中野摆脱大别山困境，向淮海战场靠拢；粟裕则把握住黄百韬兵团暴露的时机，迅速集中兵力。
这并不意味着国民党军没有抵抗。碾庄、双堆集和陈官庄的战斗都十分惨烈，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以及杜聿明集团均进行了顽强挣扎。只是战术上的勇猛，无法弥补战略上的混乱。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蒋介石的两个昏招，一个是把统一指挥让位于个人信任，一个是把临战调将当成弥补失误的办法。前者使各军失去合力，后者让本已迟缓的决策更加反复。装备和兵力可以暂时支撑战局，错误的指挥却会把优势一层层消耗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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