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年，周总理听说一人被开除党籍后评价：这个涂木匠顶多脾气暴躁

1980年冬，北京一处招待所内，涂作潮端着酒杯坐在角落里，面对满堂来宾并不抢话。组织这场宴会的是中央调查部，出席者中有不少熟悉隐蔽战线的人物。部长罗青长走到他面前，恭敬地说：“涂老先生，我敬您一杯。”涂作潮只是抬头看了一眼，仰脖喝下。

儿子涂胜华站在旁边，心里很纳闷：父亲不过是一名技术干部，为什么连中央调查部部长都称他为“老先生”？这个称呼背后，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革命经历。

1903年5月11日，涂作潮出生在湖南长沙东乡一个贫苦家庭。13岁时，他跟随亲属学习木工，后来到长沙谋生。木匠活养活了他，也锻炼出一双灵巧的手，更让他接触到工人组织和进步思想。

1924年前后，涂作潮参加长沙泥木工人罢工。那场斗争争取到了工资改善，却也使他丢掉了工作。离开家乡后，他到上海做工，进入工人夜校学习。在那里，他第一次系统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接受了李立三等人的考察。

不久，涂作潮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后，他赴苏联学习，后来参加了1928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周恩来在会上认识了这个来自湖南的木匠，便以“木匠”相称。此后，这个称呼成了涂作潮从事秘密工作的代号。

原本组织安排他学习爆破技术，周恩来却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改派他学习通信。周恩来叮嘱道：“通信这门本领，要真正学到手，部队等着用。”涂作潮进入伏龙芝军事通信学院，钻研无线电、有线通信、机务维修等技术。

回国后，他参与上海秘密电台的建设。那时设备和零件极难获得，许多器材只能靠拆解、改装和反复试验。涂作潮常常一坐就是大半夜，图纸看不懂就自己摸索，零件没有就设法仿制。有人说他脾气急，他却常回一句：“机器坏了能等，人命和军情等不得。”

1931年4月，涂作潮被调往中央苏区，负责红军电台机务。一次前线急等消息，电台突然发生故障，周围的人都急得团团转。他赶来后迅速排查线路，修好设备，又亲自完成联络。面对还在迟疑的报务员，他厉声说道：“机器已经通了，赶紧工作！”这股急脾气，在战场通信面前反而成了效率。

瑞金时期，涂作潮担任通信材料方面的负责人。条件十分简陋，几台台钳、一部车床、少量工具，就是生产和维修的家底。他带人修理收发报机、充电机，制作电源零件，还研制手摇发电设备。红军通信器材从依赖缴获，逐步走向自行维修和制造，涂作潮功不可没。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时，他因恶性疟疾病倒，只能躺在担架上转移。病情稍有好转，却又与主力失去联系，只得随地方游击队行动。按照组织要求，他毁掉无法带走的器材，辗转六省，行程超过5000公里，直到1935年4月才抵达上海。

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党中央急需恢复西安与延安之间的通信。涂作潮奉命赶制电台，用一台日本收音机改装出设备，建立了重要联络。西安事变发生后第五天，他在张学良公馆再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说：“木匠，我们多年不见了。”一句旧称呼，包含着对他多年工作的认可。

抗战时期，涂作潮又在上海从事秘密电台和器材维修工作。他曾指导李白学习无线电技术，帮助其从报务员逐渐成长为能够修理设备、制作零件的技术人员。艰险环境下，通信工作不能有半点疏忽，技术本领往往就是地下人员的护身之物。

1949年后，涂作潮在上海负责电讯方面工作。组织给他配了专车，他却坚持买月票乘车。一次接孩子放学，他发现学校门口停着许多公车，便把车牌记下，向有关方面反映，认为公车接送干部子弟既脱离群众，也浪费公用物资。

1959年以后，涂作潮因问题受到处分，被开除党籍并降低行政级别。他性情刚直，说话不留情面，工作中也容易得罪人。但熟悉他经历的人清楚，他从未脱离革命队伍，晚年仍自费购买仪器，继续研制小型发电设备。

1962年，周恩来得知此事后表示：“这个涂木匠，顶多是脾气暴躁，心直口快，怎么可能反党呢？”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涂作潮恢复党籍，并恢复原有待遇，后到北京休养。那一年，他61岁。

1980年宴会上，罗青长敬酒的场景，正是对这位老同志革命资历的特殊致意。涂作潮没有讲功劳，也没有摆资历，只是坐在一旁喝酒。1984年12月，他在北京病逝，享年81岁。晚年仍整理军史和隐蔽战线资料，直到身体再也支撑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