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式平病重时，毛主席派汪东兴和保健医生前去探望，带去一句话

1964年，南昌，病榻上的江西省长邵式平已经连续治疗两年多。病情反复，身体一度十分虚弱，可他始终没有同意前往北京或上海。面对一再劝说的同志，他只说：“我舍不得离开这张床。”

这句话听起来有些奇怪。那张床并不是什么特殊物件，医疗条件也远非大城市可比。邵式平真正放不下的，是江西的干部和百姓。

有人劝他：“北京、上海专家多，还是去查一查吧。”邵式平没有发火，只是解释道，自己是省长，当然有条件去外地治病，可普通干部和江西百姓生病时，又能不能走得出去？如果连省里的负责人都不相信本地医生，江西的医疗事业又如何提高？

方志纯也曾劝过这位老战友，甚至有些着急：“你留恋这张破床做什么？”邵式平这才把心里话说得更明白：江西能治的病，就应当尽量在江西治；干部不能遇到困难便一走了之，更不能把提高本地医疗水平的责任推给别人。

这种坚持，与他的经历有直接关系。大革命失败后，邵式平同方志敏在赣东北组织农民武装，处境极其艰苦。当地流传着“上有朱毛，下有方邵”的说法，讲的不是职位高低，而是两人在赣东北革命中的影响。

邵式平曾用“余艳王”作化名，战士们口音一变，传成了“阎王”。敌军听说他带队伍出现，往往十分紧张。方志敏问起这个名字时，他还开玩笑说：“余者，我也；艳者，美也。”这份幽默，并没有掩盖他在斗争中的果断。

1933年，邵式平率红十军前往中央苏区参加第四次反“围剿”。同年，他受方志敏委托，与方志纯一起向毛泽东汇报赣东北工作。那时毛泽东因军事路线意见不同，暂时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来访者并不多。

邵式平后来回忆，两人谈了整整一天。毛泽东对赣东北的情况问得很细，也知道邵式平“阎王”的外号。当得知邵式平读的是史地专业时，毛泽东称赞他是放下笔杆、拿起枪杆子的人。

这次相识，后来成为两人长期交往的基础。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邵式平随军行动。方志敏率红十军团北上抗日，部队在皖南遭到重兵围堵。1935年1月，方志敏因叛徒出卖被俘，邵式平得知消息后，一度想返回赣东北收集旧部。

他的想法没有被批准，还因此受到组织处理。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回到中央红军领导核心，邵式平却没有借旧交求情。此后，他继续在革命队伍中工作，把个人得失放在了战局和大局之后。

长征途中，邵式平还负责过地方工作。红军到达甘孜地区时，物资匮乏，军民关系和地方工作都十分重要。他曾带翻译拜访白利寺的格达活佛，争取到粮食、马匹等帮助。1936年5月5日，甘孜博巴政府成立，邵式平担任党代表，格达活佛担任主席。

这段经历，毛泽东一直记得。1943年邵式平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毛泽东专门询问甘孜博巴政府的情况，并肯定这一名称兼具阶级性和广泛性。对邵式平来说，这既是工作上的认可，也是多年并肩经历留下的信任。

南昌解放后，邵式平于1949年5月来到南昌。同年6月，江西省人民政府成立，他担任主席。1951年，他主持规划南昌城市建设，提出修建八一大道，以纪念南昌起义。

当时有人认为道路修得太宽，甚至说这是“劳民伤财”。邵式平却坚持，城市建设不能只看眼前，要为几十年后的发展预留空间。八一大道后来按六十米宽、五公里长建设，在当时已是南昌极具标志性的城市道路。

1959年秋，邵式平到北京开会，经周恩来安排前往中南海见毛泽东。多年未见，毛泽东见到他便说：“邵大哥，快进屋里坐。”谈话中，毛泽东听取了江西工作汇报，并嘱咐他继续发扬革命传统。

几年后，邵式平病重，毛泽东南下巡视期间得知消息，特意派汪东兴和保健医生前去探望，并捎去一句话：“好好治病，革命路还长。”

这句话给了邵式平很大鼓舞。他在病中仍坚持治疗，还写下词句：“病了就是病了，活着便算顶好。”遗憾的是，长期病痛最终没有被战胜。1965年3月24日，邵式平在南昌逝世，终年6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