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月下旬,北京,邓小平案头摆着一封来自广西北流的信,写信人是李明瑞烈士的遗孀罗绍仪和女儿李应芬。信中所求并不复杂,只希望李明瑞的儿子李应钟能够恢复工作。可当邓小平看到“李明瑞”三个字时,目光停了下来。
这不是一封普通的申诉信。几十年前,在广西百色、龙州和右江一带,邓小平与李明瑞曾并肩作战。一个是中共中央派到广西的代表,一个是出身桂军、手握兵权的将领。两人的合作,直接影响了红七军、红八军的创建。
李明瑞1896年11月9日出生于广西北流清湾。家境贫寒,父亲靠教书和耕作维持生活,但家里对读书看得很重。1918年秋,他进入云南讲武堂韶州分校,毕业后进入桂军,从排长一路做到师长,经历了北伐时期的战事,也看清了军阀混战给广西百姓带来的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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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改变李明瑞人生方向的,是1929年广西政局的剧烈变化。俞作柏、李明瑞掌握广西军政大权后,开始释放政治犯,允许工农运动恢复,并主动同共产党人接触。那时的广西,白色恐怖仍在各地蔓延,这种举动无疑承担着巨大风险。
同年7月,邓小平以中共代表身份抵达广西。经俞作豫引见,他与李明瑞、俞作柏见面。几个人谈的不是客套话,而是军队改造、群众工作和如何摆脱蒋介石控制等现实问题。
邓小平提出,单靠改换旗帜无法改变局面,关键是建立自己的武装,同时改造旧部。李明瑞听后表示赞同。此后,他把部分军械、人员和军事资源交给共产党方面使用,还支持在部队中加强政治工作,为右江地区的农民武装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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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李明瑞并非一开始就是共产党员。他出身旧军队,曾经担任过国民革命军高级军官,却在一次次政治选择中逐渐靠近革命。1929年10月南宁失守后,他率部转向右江,接受邓小平关于保存力量、寻找新道路的建议。
百色起义前夕,邓小平向李明瑞说明了建立红军和开辟根据地的计划,并邀请他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没有犹豫,只说:“我愿意干革命。”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举行,红七军随之建立;1930年2月,龙州起义爆发,红八军成立。两支部队成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1930年秋,红七军奉命北上。由于当时“左”倾冒险主义影响,部队被迫离开经营多时的根据地,向桂北、粤北转移。1931年2月,红七军在乳源梅花村遭遇严重损失,部队减员很大。随后,李明瑞、邓小平、张云逸率部向江西方向突围。
在粤北杨溪长来渡口,部队再次遭遇险情。李明瑞和邓小平率先头部队渡江,占领岸边阵地,掩护后续部队。敌军很快赶到,炮火封锁江面,红军被迫分成两路。李明瑞与邓小平率部冲出包围,最终抵达崇义。
1931年3月,邓小平准备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临行前,他把部队交给李明瑞等人负责,并叮嘱遇到敌情要果断转移。邓小平离开后不久,国民党军队进攻崇义。李明瑞利用浓雾和地形,先声东击西,再带部队从敌军薄弱处突围,保存了红军力量。
此后,李明瑞率部转战湘赣,随后进入中央苏区,参加反“围剿”作战。1931年夏,他担任红七军军长,率部参加莲塘、黄陂、方石岭等战斗。遗憾的是,同年10月,他在会昌、于都交界一带开展工作时,因当时复杂的内部环境被错杀,年仅34岁。
李明瑞早已预料到革命道路充满危险。参加红军后,他曾给妻子写信,说自己不是去做官,而是“替人民打工”,并嘱咐家人改名换姓,避免受到牵连。这封信,也是他留给家人的重要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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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邓小平曾在江西与李明瑞远远见过一面。两位老战友没有走近交谈,彼此只是注视片刻。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成为他们最后一次相见。李明瑞牺牲后,相关冤案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期间才得到纠正,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所以,1978年的那封信,才会让邓小平久久沉思。他在报告上批示:“李明瑞烈士的家属要妥善安排。”又指示交韦国清处理。广西有关部门随即调查,李应钟的工作和家庭生活得到重新安排,家属补助也作了相应调整。
邓小平对这位老战友的惦念并未停留在一纸批示上。1981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纪念日,他题词纪念李明瑞、韦拔群等革命先烈。1986年,他在广西谈及红七军长征式转战时,仍能记得李明瑞行军作战的细节,并嘱托当地继续宣传这位“勇敢、艰苦奋斗”的老战友。同年,北流创办明瑞中学,邓小平为学校题写了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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