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7月21日毛主席破例乘机离汉，空军战士为何坚持不放行？

1967年7月21日凌晨，武汉王家墩机场的跑道上，伊尔-18专机已经预热，螺旋桨的嗡鸣声在闷热的夜色中格外刺耳。舷梯没有靠过来，牵引车纹丝不动，塔台无线电里反复播放着一句冷冰冰的“稍等指令”。

毛泽东已经坐在车里，杨成武站在机坪边上，额头上的汗珠顺着帽檐往下滴。他刚刚被告知：空军方面卡住了，没有司令员和政委的命令，谁也不能动这架飞机。一个代总参谋长，护送最高领导人紧急撤离，竟然在自家机场被拦住了。

事情要从几天前说起。

1967年7月的时候，武汉的局势已经到了极限了。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这两个群众组织之间的对抗从街头标语发展到真刀真枪了，每天都有流血事件发生。武汉地处长江中游，是华中的工业、交通和军事枢纽，如果这里的乱局一旦失控的话，影响绝不是只是一城一地的事情了。

毛泽东决定亲自南下，一方面是要他亲自去了解情况，另一方面是他惦记着长江了，去年73岁的时候他还能够“万里长江横渡”，今年他觉得自己并不比去年老多少了。

7月14日凌晨，毛泽东乘坐专列沿着京广线向南行驶，在抵达了武汉之后就住进了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房间。杨成武作为代总参谋长，全程负责安全问题。

他布置得非常周到：地面上有三列火车在前后护卫着它，空中的飞机已经调来了很多种型号的飞机待命，水上的东海舰队也派了一艘护卫舰停在了武汉。但是再怎么周密的安排也不能抵挡住局势越来越严重的发展。

7月20日的事情发生了。当天，武汉的情况一下子失控了，群众冲进了东湖宾馆的区域，连毛泽东住的地方周围都不安全了。周总理在那天下午就紧急飞到了武汉，在和杨成武、谢富治还有汪东兴挤在一个小吉普里赶到梅岭一号的时候劝说毛泽东立刻离开。

一开始的时候，毛泽东还摆手：“我哪里也不去，就在武汉。”周恩来递了一个眼色，几个人轮流的劝说，最后毛泽东才松了口：“好吧。”要到什么地方呢？一直到晚上8点钟他们才决定：要去上海。

杨成武问了三个选项——天上、地下、水里。毛泽东把手一拂：“天上。”这一个字打破了近十年的规矩。1956年6月，毛泽东从广州乘专机回北京，在飞过河北衡山的时候碰上了积雨云，雷电干扰了无线电，专机和地面失去了联系将近四十分钟。

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和在场的人都等得不耐烦了的时候，没有人知道飞机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毛泽东怎么样了。四十分钟后飞机安全降落了，在地面上的人们已经出了一身冷汗了。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的出行不再坐飞机了，一律改乘专列了。

但是，在1967年的7月份的时候，专列是不能走了，因为铁路沿线的变数太多了，水路又太慢了，只有用飞机这一种方法了。

杨成武迅速安排专机。经过商量，最终确定使用潘景寅驾驶的232号飞机，因为这架飞机有包间，包间里有床，便于毛泽东休息。

计划是从东湖宾馆出发，经长江大桥赶往王家墩机场，在天亮以前起飞。车队在凌晨两点多的时候出发了，穿过沉睡的武汉街道顺利到达了机场。

然而到了机场的时候地面环节出现了状况。据相关的回忆飞机虽然已经准备好了但是舷梯没有及时撤离，相关的一些手续和调度出现了一些停滞的情况。

有材料记载说机场的部分人员认为来者的身份有些问题了他们坚持要等上级的命令在面对的是代总参谋长的情况下。杨成武急了就亮明了自己的身份：“我是代总长杨成武我给司令员下的命令就是我下下的。”“怎么，不认我这个代总长了？”

这句话后来被反复引用了，但它背后的分量比字面沉重得多。1967年的空军就在派系撕裂的情况下了，各单位分成不同的阵营，有人怕担责任，有人拿“制度”当挡箭牌，专机起飞的层层审批成了一道谁都不敢拍板的关卡。

杨成武的“代总长”的头衔在正常情况下是足以调动一切的了，在那个系统运转失灵的时候，一个头衔能不能撬动一架飞机，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了。

最后打破僵局的便是周恩来了。周总理直接打电话到空军那边说：“主席的安全是头等大事啊，你怎么能不听我的话呢？”这样专机才被放行了。

7月21日上午11时，专机安全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在飞行的过程中，毛泽东独自走进驾驶舱问机长王进忠到上海还需要多长时间，然后回到包间半躺在床上脸对着舱壁发愣。

以往坐飞机的时候他不是找人谈工作就是看书学英语这一次他什么也没有做。下飞机后毛泽东对来接的人说了一句：“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坐飞机？还是坐飞机好。”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乘坐飞机。

回过头来看王家墩机场那几个小时的僵持,它当然不是某一个人都蓄意阻拦那么简单的事情。1967年的夏天武汉的行政链条被打散了,指挥秩序被派系撕扯着,机场地面人员面对一个超出他们判断范围的一个命令的时候,本能的选择是"等"。

而杨成武的“不认我这个代总长”，说到底是一个军人在指挥系统失灵的情况下，他试图用个人的权威堵住那个正在扩大的缺口。他堵住了,但是那个缺口本身比一个人的权力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