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树勋起义立功显著，为何两年后却遭到缉拿归案，毛主席如何批示？

1947年冬，华北一处驻地，高树勋的住处突然被保卫人员包围。警卫见来人持枪，立刻进入戒备状态，气氛一下绷紧。高树勋得知后没有下令抵抗，只说了一句：“都把枪放下，先把事情弄清楚。”

这位曾经统率数万部队的国民党将领，随后跟随工作人员离开，接受组织审查。消息传开后，不少人感到意外：两年前，他在上党战役期间宣布起义，曾给解放区带来很大影响，毛泽东、朱德还专门发去贺电。这样一位有功之人，为何会被带走？

答案要从高树勋的经历说起。

1898年，河北盐山，高树勋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少年时家境尚可，进过私塾，后来家道中落，只能回乡务农。年轻人不甘心一辈子守着土地，便到北京做学徒，可几年下来，连温饱都难以保证。

转折出现在他投奔舅舅之后。凭借这层关系，高树勋进入冯玉祥的西北军，从基层军职做起。他打仗勇敢，也善于带兵，很快得到冯玉祥注意，先后担任警卫、营长、团长、旅长等职务，还接受过军事训练。

西北军失败后，高树勋所部被编入国民党军队。由于不是蒋介石嫡系，他始终受到猜忌，部队还被派往江西参加对红军的作战。这样的处境，让他对军阀之间的派系倾轧有了更深体会。

抗战时期，高树勋曾在冯玉祥系统中任职，也曾与石友三发生直接冲突。石友三反复投降、背叛，最终成为民族败类。1940年，高树勋参与处置石友三，结束了这个汉奸军阀的政治生命。此事使他在国民党内部声望上升，却没有改变他被当作“杂牌”使用的地位。

有意思的是，抗战期间高树勋部队与八路军接触较多，他还吸收了一些灵活机动的作战办法。双方虽处于不同阵营，却并非毫无往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急于发动内战，高树勋对这种做法越来越不满。

1945年9月，上党战役爆发。刘伯承、邓小平判断，高树勋不仅握有兵力，而且对内战抱有抵触情绪，完全可以争取。经过多次接触，10月30日，高树勋在邯郸宣布起义，发表《停止内战，团结建国》的通电，脱离国民党阵营。

起义的意义，不只是增加了一支部队。

高树勋原部被改编为民主建国军，他本人继续担任军长。随后，在邓小平、薄一波等人的帮助下，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当时许多处境尴尬的国民党将领来说，这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放下武器、反对内战，并不等于失去出路。

高树勋还曾给旧部和旧识写信，劝他们认清形势。受此影响，一些国民党将领和部队发生动摇。这场由高树勋起义引发的政治影响，后来被称作“高树勋运动”，其作用不能只用一纸通电来衡量。

但起义并不等于部队立刻完成改造。民主建国军的官兵大多来自旧军队，原有的上下级关系、管理方式和思想习惯仍然存在。解放区方面则需要对部队进行整顿，开展政治教育，清查潜伏人员。两种制度、两套观念碰到一起，矛盾逐渐增多。

1947年前后，保卫部门在侦查案件时，发现有人与外界秘密往来。由于民主建国军内部人员复杂，部分军官与商人、旧部的接触也引起怀疑。审查范围扩大后，双方摩擦不断，最终出现了保卫部门与民主建国军之间的严重冲突。

在这种背景下，民主建国军番号被撤销，高树勋也被带走审查。这里的“缉拿归案”，并不是认定他已经犯罪，而是对其部队问题及个人责任进行组织调查。问题在于，如何处理一位有历史功绩、又面临部队失控局面的起义将领。

毛泽东得知情况后，作出明确批示：“高树勋起义有功，必须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这句话分量很重。它既没有否认部队中存在的问题，也没有把高树勋的功劳一笔抹掉。经过调查，并未发现他与特务活动有关的证据，反而确认他在争取旧军队、推动国民党将领起义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

审查结束后，高树勋获释，后来担任华北军区有关职务。1949年，他出席开国大典。此后，他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以及河北省副省长等职务。

1972年1月19日，高树勋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对他的处理，既体现了军队整顿中的严格，也保留了对起义功臣应有的历史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