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3年冬，陕西西安白鹿原，和广汉站在自家院子里，借着昏黄灯光擦拭一枚枚像章。夜色降下来后，墙上的“毛主席”三个字慢慢泛出绿光，像章之间没有缝隙，整面墙仿佛被点亮。
这不是普通装饰。
据相关资料记载，和广汉用了数十年搜集像章，数量达到万枚以上。他不靠这件事赚钱，也没有把收藏当作炫耀资本。对他来说，每枚像章都有出处、材质和年代，不能混在一起，更不能随意丢弃。
他的收藏习惯，源于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
1944年，和广汉13岁，因家境贫寒离开学校，到西安一家布庄做学徒。白天站柜台，晚上抄账本，铺床就在后院，煤油灯是他接触文字和数字的主要工具。
那段日子很苦，却磨出了他的耐性。他把布匹价格、货物成色、来往账目记得清清楚楚。别人觉得这些只是杂事，他却从中摸到了分类、登记和保存的门道。
1949年，18岁的和广汉进入西北区花纱布公司工作。后来，他多次随工作出差，去过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别人带烟，他带笔记本；别人闲聊，他记录货物规格和市场变化。
这种做事方式，伴随了他一生。
1961年，和广汉被评为西安市劳动模范。1964年，他担任西安市外贸公司经理。职位变化并没有改变他的习惯，工资和奖金被一点点攒下，花在了别人不太理解的地方。
1965年夏天，他第一次认真留意像章。那枚像章材质特殊，边缘圆润，背面还留有制作信息。和广汉把它放在灯下反复端详，随后开始向同事和熟人收集重复品、废弃品。
有人打趣：“收这个有什么用？”
他没有争辩，只是拿出纸笔，写下来源和编号。
在和广汉眼里，像章并非单纯的纪念物。它们有陶瓷、玻璃、铝、搪瓷、竹木、塑料等不同材质，制作方式也各不相同。有些由机关、部队、工厂或学校制作，背面常能发现单位名称、年份和工艺痕迹。
尤其是夜光像章。白天吸收光线，黑暗中能够持续发出微光。和广汉偏爱这一类，他把不同年代、不同材质的像章重新排列，拼成文字和图案。夜里关灯，墙面便呈现出一片浅绿色光泽。
为保证收藏不混乱，他建立了自己的编号方法。年份、来源、序号，逐项登记；同类像章归在一起，制作工艺不同的另行存放。每次清洁，他都戴上老花镜，用软布慢慢擦去灰尘。
有意思的是，他并不只收藏像章。
票证、粮票、旧钱币、农具、生活用品、旧书和民间器物，也被搬进了白鹿原的老宅。和广汉把这些东西称为“生活证据”，因为一张票证、一件工具，往往比几句描述更能说明普通人的日子如何过。
1993年，他将收藏整理进院内砖房，建立白鹿原民俗陈列馆。展柜并不华丽，分类却十分清楚。没有门票，参观者来了，他就讲布票怎样使用，农具如何操作，旧物来自哪座村庄。
陈忠实曾到过这里。据相关回忆，作家看到满屋实物后，为陈列馆题写了“留住农耕文明以鉴后人”。这句话后来挂在展馆醒目位置，也让更多人注意到这座由个人积累起来的民俗收藏馆。
随着收藏增加，维护费用也越来越高。展柜需要修缮，器物需要防潮，像章还要定期清理。有人提出购买其中一部分，和广汉没有答应。
“你们看重的是好看，我在意的是它从哪里来。”
这句回答，解释了他的坚持。若只按外观出售，像章便失去了彼此之间的关系；而一旦拆散，几十年建立的分类体系也会被打乱。
2004年，73岁的和广汉在一本纪念画册中看到自己的像章拼图作品。那时，他收藏的实物已超过四万件，展馆也从几间砖房逐步扩展为包含主展厅、资料区和储藏空间的民俗博物馆。
据公开资料，展馆曾接待过不少参观者。有人称赞墙面像“光的长城”，也有人劝他把珍贵像章出售。面对这些建议，他通常不多解释，只低头调整像章位置。
94岁时，和广汉仍在筹划一面更大的夜光墙，计划使用万枚像章，按照材质、年代和来源分区排列。这个工程耗时耗力，旁人觉得近乎执拗，他却每天画图、编号、擦拭，反复核对每一枚的位置。
院子里很安静。
桌面上摊着登记本，玻璃柜里整齐放着旧物。和广汉弯着腰，把一枚像章轻轻推回原处，随后在编号旁添上一笔。墙上的微光再次亮起，他仍在一枚一枚地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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