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5年，上海第一看守所内，一名被当作“特务”审查的男子始终神色平静。办案人员要求他交代经历，他没有争辩，只说：“我不是你们要找的那种人，我是中央特科情报员。”这句话传出后，案件很快上报中央，连罗瑞卿也亲自过问。男子的名字，叫董健吾。
董健吾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地下工作者。他出生于上海青浦，家庭条件优渥，早年接受教会教育，先后就读于苏州桃坞中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后来取得理科和神学方面的学位。这样的经历，使他精通英语，也熟悉教会系统和社会上层交往规则。
真正改变他人生方向的，是1925年的五卅运动。上海工人和学生遭到枪击后，董健吾看到外国势力在中国土地上的强横行径，原本偏重宗教和教育的生活被彻底打破。他带领圣约翰大学部分师生参加爱国行动，反对学校中的殖民色彩，也因此与校方产生冲突，离开了这所学校。
离校之后，他在上海圣彼得教堂任牧师。表面上，他讲授教义、主持礼拜，实际上，这个身份为他接触不同阶层提供了便利。1927年，他前往西安，在冯玉祥部队中担任随军牧师和英文秘书，期间结识了刘伯坚等共产党人。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在各地搜捕共产党人。冯玉祥虽然随后采取了“清党”措施，却不愿把董健吾交出去，曾劝他尽快离开西安。董健吾没有选择远走，而是返回上海。有人问他为何还要回去，他只回答：“上海有我的同志，也有必须完成的事情。”
1928年，经刘伯坚介绍，董健吾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地下工作异常危险，中央特科承担着保卫机关、传递情报和反特斗争等任务。凭借牧师身份、英语能力以及广泛的社会关系，董健吾被安排进入情报系统，接受陈赓领导。
圣彼得教堂由此成为秘密联络地点之一。教堂里有礼拜活动，有来往人员，外人很难想到这里会传递情报。董健吾还在隐蔽处设置房间，用于接头和保存文件。周恩来、陈赓等人都曾利用这类安全地点研究工作。地下斗争没有枪林弹雨，却同样步步惊心，一个身份、一封信件，都可能牵动许多人的生死。
1930年，董健吾又接到一项特殊任务。上海不少革命者牺牲或被捕，他们的孩子失去照料，组织决定创办大同幼稚园。经费只有五百元，远远不够使用。董健吾回到青浦，卖掉家中田产筹款，幼稚园才得以维持。
园中先后收容了三十多个孩子，其中包括恽代英、蔡和森、李立三等革命者的子女。孩子们年龄很小，身世却十分坎坷。董健吾和妻子郑兰芳尽量让他们吃饱穿暖，还安排识字和日常教育。这里既是收容场所，也是白色恐怖下的一处保护地。
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也曾由董健吾夫妇照料。毛岸龙因病夭折后，幼稚园又收到威胁信，安全形势迅速恶化。1932年，组织决定关闭幼稚园，将孩子分散转移。此后，董健吾一家生活更加困难，甚至靠变卖物品维持日常开支。
1936年，董健吾在西安结识张学良。为了把毛岸英、毛岸青送往苏联学习，他借助张学良的帮助，安排两兄弟随李杜出国。这件事并非私人安排，而是经过组织研究后执行。对董健吾而言，抚养孩子不仅是生活上的照料，也关系到革命后代能否安全成长。
同一时期，他还承担过一次重要联络使命。宋庆龄希望有人把信件送往中共中央，董健吾接受委托后，将信缝在棉衣内，辗转抵达西安，再设法前往陕北。张学良得知他的请求后曾提醒：“你清楚这件事的危险吗？”董健吾答道：“清楚，但信必须送到。”
得到确认后，张学良帮助他前往瓦窑堡。董健吾将宋庆龄的信亲手交给中共中央方面，随后带回毛泽东、周恩来的回信。这次行动沟通了国共双方在特殊局势下的联系，对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1955年上海审查董健吾时，办案人员才会对他的自述高度重视。一个曾经穿着牧师长袍的人，长期在教会、军队和社会各界之间活动，实际承担过情报传递、人员掩护和秘密联络任务。核查清楚后，相关部门作出取保候审处理。那句“我是中央特科情报员”，也终于从审讯记录中的疑点，回到了他真实而复杂的革命经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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