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61年9月5日，安徽安庆城外，曾国荃率湘军攻入城中，持续一年多的围困终于有了结果。城破的那一刻，战场上的胜负已经分明，可对城内百姓而言，真正的灾难才刚刚开始。
安庆不是一座普通城池。它扼守长江中游，向西可牵制湖北，向东能够影响皖南与江南，还是太平天国在安徽的重要据点。谁控制安庆，谁就掌握了长江中游的一处关键门户。
因此，这场争夺从一开始就不只是攻城与守城。清军希望借此切断太平军在长江沿线的联系，太平军则必须守住这座城，为天京方向保留屏障。双方都清楚，安庆一旦失守，安徽战局会迅速倾斜。
1860年冬，湘军逐渐完成对安庆外围的压迫。曾国藩坐镇指挥，曾国荃负责前线攻守，湘军在城外修筑营垒、深挖壕沟，逐步压缩守军活动范围。安庆城内的太平军并非没有援军，陈玉成曾多次组织兵力救援，但湘军凭借坚固营垒和水陆配合，始终没有让援军轻易接近城墙。
围城最可怕之处，不在于某一次冲锋，而在于它会慢慢耗尽一座城的力气。
粮食、药材和火药不断减少，城内居民也被迫承担军需压力。城门关闭之后，普通人没有选择离开的权利，只能与守军一起被困在城中。有人家中断粮，有人病倒无人救治，也有人为了几斗米变卖家产。战争把军营与民居混在了一起，城墙之内，几乎没有真正安全的地方。
1861年夏，安庆东北方向的菱湖阵地被湘军夺取，城外水陆通道进一步收紧。这个变化十分关键。此前，守军尚能依靠外围据点获得一些补给；菱湖失守后，安庆几乎成为孤立之城。陈玉成随后发动的救援，虽然声势不小，却始终无法撕开湘军经营已久的包围圈。
有意思的是，安庆守军的失败，并不能简单归结为“兵少将弱”。陈玉成在外围调兵作战，面对的是湘军层层相连的营垒；城内守军则缺少足够粮饷和有效机动空间。援军进不去，守军出不来，双方的力量被困在各自的位置上，安庆逐渐走向无可挽回的困境。
围城后期，城内粮食极度紧张，灾病和死亡同时蔓延。有关安庆城内惨状的记载，往往来自不同立场，具体人数也存在差异，但饥饿、尸体无人收殓、居民大量死亡，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传闻。一个人口密集的城市被长期封锁，生活秩序必然会迅速崩塌。
曾国藩在书信中留下过“克城以多杀为妥”等语句。这类文字说明，湘军部分决策者确实把严厉杀戮视为震慑手段，而不是单纯针对战斗人员。这样的命令一旦落实，城破就不再只是军事占领，而很容易演变成对军民不加区分的清算。
9月5日，湘军通过爆破等方式突破城防，安庆守军抵抗失败。此后的情形极其惨烈。清军对太平军进行大规模杀戮，城内财物遭到搜掠，许多民居被毁。妇女和儿童也未能完全避开兵灾，部分女性选择自尽，更多百姓则在混乱中失去家人和住所。
至于“死伤究竟多少”，不同史料给出的数字并不一致，不能轻率地用一个确数概括。但人数上的争论，不应掩盖灾难本身。对幸存者来说，亲人遇害、房屋被焚、财物被夺，这些具体遭遇远比史书中的数字更加沉重。
安庆陷落，还暴露出太平天国自身的困境。后期太平军内部调度失灵，地方部队各有牵制，陈玉成虽有作战能力，却难以获得稳定而集中的支援。守城一方既要对付外部强攻，又要维持城内秩序，军事失败与社会崩溃便相互推动。
但这不能成为屠杀的理由。战争中的确存在攻守双方的伤亡，也存在地方征粮、强制动员等复杂情形，可当军队突破城池后，把普通居民也视作敌人，灾难便越过了战事本身的边界。安庆的悲剧，正是在这种边界被彻底冲毁之后，变得无法收拾。
一座城失守，意味着地图上的颜色改变；对城中百姓而言，却是家庭破裂、财产消失和生命被夺。安庆城墙后来可以修复，街巷也能够重新有人居住，但1861年9月留下的死亡与废墟，已经成为这场内战最沉痛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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