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活捉蒋介石的孙铭九，抗战时投了汪伪，解放后为何没被追究？

1979年，上海长乐路一间老弄堂的阁楼里，70岁的孙铭九戴着老花镜，在灯下一笔一划地誊写《西安事变口述史料》。

隔壁邻居只知道他是个话不多的老头，每天拎着菜篮子进出，偶尔坐在弄堂口晒太阳。没有人知道，四十多年前那个凌晨，就是他背着一个穿睡衣的赤脚男人走下了骊山。那个男人是蒋介石。

但问题在于，如果历史只记住“捉蒋英雄”这一个标签，孙铭九这一生就不算难写了。难写的是，这个标签之外的一切。

一把借来的手枪

1936年12月11日深夜，张学良把27岁的卫队营的营长孙铭九叫到金家巷公馆。张学良很直接地说：“现在要你去请蒋委员长进城来，一定要保证不能打死他。”最后又加了一句：“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再也见不到面了。你死，我也会死。”
孙铭九回家跟妻子刘静坤告别，匆匆写了一张纸条揣在军装口袋里。因为太急了，所以忘了带自己的手枪，他顺手拿了一副官赵龙韬的枪就带着队伍往华清池去了。

凌晨枪声响起，孙铭九带领的人冲进了五间房间，在他们睡觉的地方还留有余温，桌子上也有蒋介石的帽子、皮包还有假牙，窗户是开着的。然后就跑掉了。
搜山。在半山腰的时候士兵抓到了蒋介石的贴身侍卫蒋孝镇。孙铭九拿枪顶着他的脑袋问委员长在哪里，他一个字也不说，但是眼睛不自觉地往山上瞟了一下。孙铭九顺着那个方向追过去，很快听见前面有人喊：“委员长在这里。”

蒋介石缩在一块大石头旁边的岩洞里，在十二月的山风中冻得浑身发抖，光着脚穿着单薄的睡衣。

孙铭九背着蒋介石下了山。蒋介石不愿意走，孙铭九急了，跪下来用一条腿把身体转过来想背着蒋介石下去。

后来有人拿这件事说他是给蒋介石磕头，他气得拍桌子：“让老蒋下山都不动一下，我急死了，跪下来用一条腿把身子转过来了想背着老蒋下去，这怎么能算是磕头呢！”
这一夜，是孙铭九一生最高光的时刻。

他亲手拆了自己的家
两个月后，张学良把蒋介石送回南京。飞机一落地就被扣了。东北军群龙无首，分成两派：王以哲、何柱国这些元老派主张谈判救人，孙铭九、应德田这些少壮派主张用武力施压。
孙铭九和应德田决定在1937年2月2日清晨派少壮派的人冲进王以哲家中，把这位东北军六十七军的军长当场枪杀掉。同时被杀的有参谋处处长徐方等人。这就是“二二事件”。

王以哲在东北军中已经资历很深了，杀了他等于砍断了自己的根基。六十七军所属的刘多荃师立刻调转枪口回师西安，扬言要追杀孙铭九。周恩来紧急出面，把孙铭九秘密送进了红军苏区。

红31军军长萧克把保护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军机要科的科长刘华清，也就是后来当过国家领导人的那位。刘华清在回忆录中写：“我不敢大意了，亲自组织警卫，安排哨位，检查孙铭九住的地方和周的环境。”
但一个组织的崩塌从来不是单靠某一枪造成的。二二事件之后，东北军高级将领有了充分理由摆脱张学良的辖制了，这支曾经二十万人的军队迅速被蒋介石分化瓦解了。

孙铭九当年跟着张学良想的是打回东北去，结果是东北没打回来，东北军先没了。

十四年的空白

孙铭九在苏区呆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离开了，在天津和上海的租界里转了。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候，八路军、新四军都编进了国民革命军里面去了，因为孙铭九的身份太敏感了，所以他在中央苏区已经没法待下去了，他就被赶出了中央苏区，在这个时候他投靠了汪伪政权。

他先是担任了汪伪政府的参赞武官，后来又当上了豫北抚安特派员、抚安专员，1944年的时候他又成为了山东伪军保安副司令。
1937年至1945年是孙铭九人生中最为沉重的一段时间，在1937年到1945年间他从一个背着蒋介石下山的青年军官变成了另外一个阵营里的伪军。1937年和1945年，孙铭九的人生经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后来，在上海的法庭上，面对着公诉人对他的询问的时候，他也沉默了好久之后，才用很低的声音说出这样的话来：“这是为了生活，同时也是在冒险。”。

一纸批示
1949年，在大连的时候，解放军抓住了孙铭九。审查人员面前有一份档案，捉蒋的功臣、二二事件的主谋、汪伪汉奸。三个身份加在一起，基层不敢判了。有的人主张严惩，争议持续了一段时间，材料层层上报。
最终的批示只有几个字：给他安排份工作。
落定的职务，是上海市政府参事。
孙铭九在1936年执行的是“逼蒋抗日”的任务，在客观上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央对他的功绩是看得很清楚的。

不因人废事，也不因为事情而废这个人，后来他还担任了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和第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的社会职务。
一块走了六十多年的怀表
孙铭九晚年没有家室，也没有子女，独自住在上海的老弄堂里。他随身带着一只怀表，表链早就丢失了，用一条红丝带串着。

表的表面已经发黄了，但是转动发条还可以走动。表盖上印着一个人的照片，这个人就是张学良。这个表是张学良送给他的，在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每次想念少帅的时候，他就拿出来看看。

他给张学良写过两封信，一次托人转交，一次托李敖。都没有回音。1990年代，一位美国教授把采访张学良的录像带到上海给他看，那是西安一别之后他第一次见到张学良的形象了，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后来那位教授翻看着孙铭九的照片的时候，九十多岁的张学良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台前仔细地端详着说：“就留这一张吧。”然后自言自语地说：“人是好人，就有点单纯，像小孩子一样。”
2000年4月8日，92岁的孙铭九在上海去世了。他希望死后的事情从简，而且要把他的身体捐献给医学研究用。国内的媒体以“骊山捉蒋立大功英雄孙铭九病逝”为题目报道了这件事。

从骊山那个凌晨到长乐路的阁楼，中间隔了六十四年。这六十四年里，他当过英雄，做过罪人，被通缉过，被宽恕过。

但剥开这些标签，剩下的可能就是张学良说的那六个字：人是好人，有点单纯。一个单纯的年轻人，被推到了历史最急的转弯处，然后用了大半辈子去消化那一夜带来的所有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