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捉蒋的孙铭九，解放后中央破例批准：给他安排一份工作

1949年冬天，哈尔滨，一间看守所的铁门在身后合上。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坐在角落里，反复翻着手里的几页纸。纸上列着几行字：西安事变捉蒋功臣，二二事件主谋，汪伪政权参赞武官，山东伪保安副司令，国民党先遣军头目。五顶帽子叠在一起，每一顶都够压死人。

审查组的人翻完案卷，面面相觑。按汉奸罪论，枪毙几回都够。可案卷第一页还夹着另一样东西——一份1936年的旧报纸，上面印着那张著名的照片：一群东北军士兵簇拥着一个穿睡衣、没穿鞋的人走下山。照片下面的标题写着：活捉蒋介石。

功和过，同时压在同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叫孙铭九。这道题，基层不敢判。

骊山那一夜

1936年12月11日深夜，在西安金家巷的张公馆里，张学良叫卫队二营的孙铭九来见他，并且对他说：“现在你要去请蒋委员长进城吧，你绝对不能打死他。”张学良还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再也见不到面了。你死了我也会死。”

那年孙铭27岁了，是辽宁新民人。早年他陪同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在回国之后一路做到了张学良机要随从参谋、卫队营营长。张学良相信他到什么程度呢？

秘密会见周恩来的时候身边带的就是孙铭九，叶剑英秘密到了西安的时候，张学良直接安排叶住在孙铭九家里。

在出发之前，孙铭九回家和他妻子刘静坤说了声再见。然后匆忙地写了张遗书一样的字条放在他的军用的口袋里。

行动定在凌晨。孙铭九率部冲到华清池的大门外了，门卫拦车开枪，双方激烈交火。等他摸进蒋介石住的五间厅的时候，人已经没有了。被窝还是温的，军帽、皮包和假牙都在桌子上，窗户开着，蒋介石跳窗跑了。

搜山的时候士兵们在半山腰抓到了一个侍卫，孙铭九用手枪对着他的脑袋逼问，对方不肯开口说话了，眼睛却不由自主地朝山上瞟了一眼。孙铭九顺着那个方向追过去没多久就听见前面有人喊：“委员长在这里呢。”

蒋介石从一块大石头旁边的岩洞里出来，穿着单薄的睡衣，赤着脚，在冬天的山风里发抖。孙铭九把他背下山，送上一辆敞篷轿车。

事后论功的时候，张学良把一大袋银元赏给孙铭九一个人。杨虎城的后人杨拯民后来提起这件事时说：“如果不是他抓到的，为什么只有他得到了那么多的奖励呢？”

那一夜之后，全国都知道了孙铭九这个名字。

从功臣到罪人

但高光只持续了不到两个月。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扣了。留在西安的东北军队群龙无首了，迅速分裂成两拨。以王以哲、何柱国为首的高级将领主张通过谈判先救出张学良；而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这样的少壮派则主张用武力施加压力，不惜跟中央军翻脸。

两边矛盾越吵越凶了，孙铭九和应德田做了一个极端的决定，在1937年2月2日清晨的时候，少壮派派人冲进王以哲的住所把他当场枪杀了。同时被杀的还有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等人。这就是“二二事件”。

东北军一枪打出去了，王以哲作为东北军里面资历深、威望高的人被杀掉了。六十七军下面刘多荃师立刻调转枪口向西安回去了，并且扬言要追杀孙铭九。周恩来出来之后，把孙铭九秘密送进了红军的苏区去避一避了。

红31军的军长萧克把这个保护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司令部机要科的科长刘华清——就是后来担任过国家领导人的那位刘华清。在回忆录里他写，他是亲自组织警卫，安排哨位，检查孙铭九住的地方和周围的情况。

在苏区呆了这么一段时间之后，孙铭九就离开了，在天津和上海的租界之间走来走去。在他以后的生活当中，他的生活轨迹突然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这是没有人想到过的。

投汪与战后

在抗战时期，孙铭九就曾经和汪精卫的伪政权有过关系，在那里担任过参赞武官，豫北抚安特派员，山东伪军队中的保安副司令等职务。这件事后来成了他档案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他投降汪精卫的原因不同于一般汉奸，在“二二八”事件之后，他就成了东北军内部追杀的对象，国民政府也把他列为通缉犯。走投无路了，生计也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在日本特务的撮合下，他最终上了汪伪的船。

后来在上海法庭受审的时候，面对公诉人的讯问时，他沉默了很久之后才低声说了一句：“是生存，也是在赌命。”

审查材料最后认定,他并没有在投靠汪伪的时候有直接迫害老百姓的行为,也没有什么重大的血债.这样的一个细节决定了他在1949年是否能够活下来。

破例的一纸批示

抗战胜利后，孙铭九被国民政府列为“附逆要犯”，北逃大连，在日伪军队眷遗留下的仓库里藏了起来，靠倒卖军用物资来维持自己的生活。1949年四月份的时候，大连光复了，他就被解放军给抓起来了。

一份档案摆在审查人员面前：捉蒋功臣，二二事件主谋，汪伪汉奸。按照政策，这个人的罪行够枪毙好几次了。但是最后的批示只有几个字：“不予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让他安排工作。”

落定的职务，是上海市政府参事。

“逼蒋抗日”这件事客观上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是中央很清楚的一件事。不因为是个人就不做事情，也不因为是这件事情就不重视这个人。

西安事变已经盖棺定论了，孙铭九作为关键执行者，他的行动属于民族大义的一部分，给他安排工作既是对历史的一种尊重，也是对所有在转折点上做出正确选择的人的一个交代。

孙铭九后来还担任了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和第六的上海市政协委员这样一些社会职务。

最后的交代

2000年4月8日，92岁的孙铭九在上海病逝了。根据他的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当时国内各大媒体均以“骊山捉蒋立大功英雄孙铭九病逝”为题作了报道。

消息传到美国，百岁高龄的张学良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话：“我很想见孙铭九，想问问他。”想问什么，他没有再解释。

孙铭九的一生，像一面棱镜，把中国近代史最动荡的那几十年折射得格外刺眼。他捉过蒋介石，杀过自己人，当过汉奸，也最终被历史宽恕。他没有成为英雄，也没有被当成罪人。他就是一个在历史转弯处被推到最前面的人，然后在余下的漫长岁月里，慢慢消化那一夜带来的所有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