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2009年8月，台北一间老公寓里，阳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照在桌上那本牛皮纸封面的旧笔记本上。81岁的刘建修坐在桌前，手指头有点抖。他把笔记本翻开，一页一页地看下去，看了没几行，忽然把脸埋进手掌里，肩膀一抽一抽地颤起来。
家里人在旁边吓坏了。
这本笔记，他压了将近六十年。上面密密麻麻写的东西，全是1950年的事。台北保密局看守所“南所”，三号牢房。他跟一个年长他二十多岁的人，背贴背挤在一间不到五平方米的囚室里，共处了三个月零十一天。
那个人叫吴石。
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中将军衔。蒋介石亲自提拔的人。同时也是中共潜伏在台湾最高层的内线，代号“密使一号”。
刘建修认识他的时候，还不知道他是谁。他只知道，跟他关在一起的这个中年人，吃饭跟别人不一样，读书跟别人不一样，受了刑回来以后的样子，也跟别人不一样。
五十九年后，他翻开笔记本，那些画面像刀子一样戳回来。他哭着跟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我见过的军人无数，只有他把姿态守到了最后一步。”
五平米囚室里，一个不知道身份的老囚
1950年3月10日夜里，刘建修被塞进了保密局南所的三号牢房。
他那时候刚二十出头，台湾新竹人，在台湾省邮电管理局电信局上班。邮电局里有中共地下党办的国语补习班，他受了老师计梅真、钱静芝的影响，参加了工人运动，办了一本杂志叫《野草》，替台籍邮电工人争取同工同酬。1950年，台湾白色恐怖铺开，“邮电案”爆发，三十多个邮电工人被抓。刘建修是其中之一。
被抓那天，一帮人冲进他的住处，黑布往头上一套，连夜押走。他连自己犯了什么事都不知道。
铁门在他身后“哐当”锁死。鼻腔里一下灌满了霉味和铁锈混在一起的气味。后来他才知道，这个看守所的前身，是日据时代关押日本军官的地方。
三号牢房不到五平方米。他进去的时候，角落里已经坐着一个人。
那个人看起来年纪不小了，身子有点瘦，头发剪得很整齐，坐姿端正，腰杆笔直。他正借着铁窗缝隙里漏进来的微光看书，手指头在书页上慢慢划着。刘建修后来在笔记里写，那个人“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安静得跟周围的环境完全不搭。
刘建修起初以为他是个普通的老学者。坐牢坐久了，人也变得木讷了。他没有多想。
三天之后，他才知道那个人是谁。
那天看守送饭来，那个人起身去接饭盆，膝头上的书滑下去，封面朝上摊在地上。刘建修看了一眼，书是《中国文学史》。封面上用毛笔写了两个字，字迹端正得像刻出来的。他当时脑子里“轰”了一声，这不是报纸上登过的“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吗？能跟蒋介石同桌议事的人，怎么会跟他这个邮电局的小职员挤在同一间牢房里？
吴石弯腰把书捡起来，手指头轻轻蹭掉封面上的灰。没看刘建修，也没解释，又坐回墙角继续翻。
在那之后的一个多月里，刘建修慢慢地，一点一点地，看清楚了这个人是怎样在牢房里活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