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邳城破那天,吕布帐下两员大将同时落入曹操手里。
一个后来封侯立功,一个当场被处死。
死去的那位叫高顺,手里曾握着一支仅七百人的营伍,却能连破刘备据守的小沛,又打退曹操派来的援军。
曹操忌惮的,正是这支营为何能打到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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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三年前后,徐州争夺进入白热化。
刘备据小沛,城防与精锐都摆在明处。
吕布派出高顺,带上他亲手练出的陷阵营前去攻打。
这支队伍人数不多,史册记作七百余人,对外却常号称千人。
营中铠甲、兵器一律精练齐整,进退有序,专打正面破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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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诸侯帐下,骑兵奔袭、骑射游击并不少见;像陷阵营这样以重装步兵硬撼城防与援军的编制,极为少见。
中华古代治军讲究齐整方可破坚,高顺把这条道理落到了实处,人少不怕,甲仗齐、号令一,便能在阵面上凿出裂口。
小沛一战,刘备撑不住,抛下家眷,仅带少数骑兵突围而去。
消息传到许都,曹操立刻派出嫡系猛将夏侯惇率军驰援,意图一举压住高顺、稳住徐州局势。
两军交锋,夏侯惇败在高顺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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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间内,陷阵营先破刘备,再挫曹军援兵,徐州战场的裂口被这七百人硬生生撕开。
曹操由此看清一件事,吕布帐下真正能在阵地上把对手打穿的,不只是吕布本人的勇名,还有高顺这套攻坚统帅链条。
战绩越高,忌惮越深。
可对高顺本人来说,战场上的声望并没有换来军中稳固的权位。
恰恰相反,他越能打,在吕布身边的处境就越拧巴——能打的人,反而更难握牢常设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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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顺在吕布军中的位置,向来清楚,忠、能战、能训兵。
他为人清白,有威严,不饮酒,不受馈赠,军中私恩一概不结。
并州军里酒食往来、互赠结党本是常事,他偏偏置身其外,同僚圈子越近热闹,他越显孤立。
他敢当着吕布把话说透,将军遇事不肯详思,轻易开口便错,错事不可再犯。
吕布心里明白高顺忠心无二、所言多是实话,却生性厌恶这种直来直去的劝谏,也忌惮他在陷阵营中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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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出现了极怪异的军权作息。
平日里,陷阵营的兵符常落到魏续等人手里,高顺有名号、有训练之责,却调不动自己一手带出来的人。
每逢大战、无人可替,吕布才把指挥权临时交还;战事一毕,立刻收回。
战时取用、事毕闲置,忠诚换不来制度化的信任。
换作旁人,早该另寻出路;高顺没有离心,照旧练兵、照旧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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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萌之乱更能说明这种信用亮在何处。
夜半叛军攻向吕布住所,吕布仓皇之中带着家眷翻墙,径直投进高顺军营。
高顺二话不说,点齐兵马,连夜平叛。
危急时刻,吕布信得过他;太平下来,兵权照旧要收。
君臣之间的信任,只在刀尖上闪亮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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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三年秋冬,曹操大军包围下邳。
陈宫主张分兵出屯、与城内成犄角,逼曹军粮尽自退;吕布犹豫不决,最终困守。
围城日久,曹操引泗水、沂水灌城,城中水深数尺,房舍倒塌,粮乏人困。
越是这种时候,内部责罚与猜忌越容易烧起来。
侯成等人因禁酒一类事受责,积怨成隙,终于与宋宪、魏续等打开城门,缚献陈宫,迎曹军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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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顺再能破阵,也救不了已从内部敞开的城门。
兵符曾经几度回到他手上,这一次,城与兵的基座同时塌掉。
城破之后,吕布集团核心人物被押到白门楼前处置。
同一座楼,同一天的裁决,两条路分得干净,肯降的,留下;拒降的,处死。
吕布当面向曹操乞降,希望以勇力换一条活路,最终被拒,遭缢杀。
陈宫拒不归顺,从容就戮。
张辽选择归降,曹操收用,日后编入曹魏战争机器,多年之后在合肥一线打出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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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顺无降意,与吕布等同被杀。
白门楼上没有漫长的讨价还价,结局本身已经说明收降的标准,曹操要的是能编进己方体系、听从号令的将;旧主未灭心、营伍只认旧旗的攻坚统帅,再能打,也进不了那张桌子。
高顺一死,陷阵营失去号令核心。
七百人的编制、装备与破阵传统,随统帅一道断绝,再无完整传承。
中华军事史上那种“精练齐整、专事正面破坚”的步兵统帅链条,在徐州少了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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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辽能活、能立功,证明同一出身的将领,一旦愿意纳入新主的军制,仍可在后来的战场上续写战绩;高顺拒降被杀,带走的不只是一员猛士,而是整支营的统训枢纽。
下邳的水退了,白门楼的刀也落了。
活下来的人改换旗帜,死去的人连同那面攻坚的旗一起沉进土里。
建安三年冬天,徐州这场围城,以两员大将一用一杀收场,张辽归曹,高顺被杀,陷阵营再未以旧号重现于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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