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殷 娇
今天谈论戏曲“爆款”，我们的目光往往落在流量上。事实上，“爆款”并非新事物，一部中国戏曲史，也是一部“爆款”生成史。
从明太祖朱元璋称《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到《牡丹亭》“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从《长生殿》令“朱门绮席，酒社歌楼，非此曲不奏”，到《滚楼》进京，“观者如堵，而六大班几无人过问”……这些作品虽然出现在不同时期，却都造成了远超一般新作的轰动。它们为何能“爆”？
细加梳理不难发现，“爆款”作品大多提供了某种此前舞台上没有的创新体验。《琵琶记》将顺口可歌的南戏规范化，“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浣纱记》是明代梁辰鱼依魏良辅改革后的昆山腔所作，在戏曲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牡丹亭》以“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将传奇的文学表现力推到新的高度，被其后创作者不断模仿；《滚楼》通过踩跷、改良化妆等技艺革新和世俗化的噱头，给观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感官冲击。新的声腔、题材、思想或表演，构成了“爆款”最直观的吸引力。
这些新体验之所以能迅速引起关注，也是因为它们恰好弥补了原有形式或内容的缺口。当既有声腔、剧目或班社已不能满足大部分观众的审美需求，新作品、新风格便容易乘势而起。“令《西厢》减价”“非此曲不奏”“六大班几无人过问”恰恰说明了，“爆款”不是对旧有套路的温和补充，而是具有排他性的影响，甚至重新建立了审美秩序。
当创新成为吸引观众的引线，能否“引爆”，还取决于作品是否能回应时代的集体情绪。以明代张岱改本《冰山记》为例，该剧写魏忠贤败亡后的时事，演出时，“观者数万人，台址鳞比，挤至大门外”，观众随着剧情，时而高喊，时而顿足，气势之盛，“汹汹崩屋”，台上台下声气相通，观众郁积已久的情绪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再比如《琵琶记》以“全忠全孝”的伦理叙事回应了明初政权对教化的迫切需求；《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长生殿》将帝妃爱情与家国兴亡交织，满足了明清易代之际观众对历史叙事的复杂情感。“爆款”之所以能穿透不同阶层广泛地被接受，正是因为它们不仅敢于创新，更与时代情绪同频。
然而，轰动一时与传之久远，并非同一回事。《冰山记》随魏忠贤案的远去而淡出。作品依附于特定时事或一时风尚，一旦外部条件消失，作品本身便难以独立支撑持续的吸引力。而《琵琶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却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不断被阅读搬演，其间的分野，在于艺术密度与人文深度的差异。高明撰《琵琶记》，“阖关谢客，极力苦心”，相传他按节拍时脚点楼板，久之楼板皆穿；洪昇写《长生殿》，经十余年，三易其稿；孔尚任作《桃花扇》，足迹遍及江淮，访遗老、考故迹，“一句一字，抉心呕成”。作者的反复修改锤炼，使作品具备了超越同期新作的艺术密度，经得起反复观演检验。但根本的原因在于，作品是否触及了恒常的人性命题。比如《牡丹亭》写至情，使明末俞二娘读之断肠，晚明冯小青挑灯夜叹，清代吴吴山的三位夫人先后为此书作评，最终合刊于世；直至今日，400多年后的读者仍能从杜丽娘身上得到共情。
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回看这些戏曲史上的“爆款”，一时的声腔翻新、题材变化或形式猎奇，可以制造轰动、席卷市场；但流量会消退，风口会转移。唯有兼具艺术密度与人文深度，能够供不同时代反复咀嚼的作品，才能从“爆款”走向经典。
责编：勾晓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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