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大马上召开，为什么现在重提77年前“两个务必”呢？

今年是2026年。再过一年，党的二十一大就要召开了。

就在这节骨眼上，一句七十七年前的老话又被反复提起——＂两个务必＂。有人可能会嘀咕：时代都翻了几页了，为什么还要回头翻一本1949年的旧账？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把时间拨回到那年春天的河北。

1949年3月23日，平山县西柏坡村口，一溜车队发动。进京前，有人回头看了看住过十个月的土屋，撂下六个字——＂绝不当李自成＂。

这句话听着像赌气，细品却是心惊。那会儿长江还没过，新中国连雏形都算不上，为什么偏偏要提一个三百年前的农民？

答案在十天前的那间平房里。七届二中全会上留下的那段话，后来被反复抄进党史教材：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两个＂务必＂，看似平淡，却是用一个明朝的幽灵换来的。

要讲透这股焦虑，绕不开三个人。他们的生平隔了几百年，却在西柏坡那间平房里拧成了一股绳。

第一个，李自成。

陕西米脂的放羊娃，1606年生，1645年死于湖北九宫山，终年三十九岁。1644年农历三月十九，大顺军破北京，崇祯煤山自缢。

按说农民打下江山是天大的本事，可李自成这位爷，本事全花在＂打＂上，没留一分给＂守＂。进京才四十二天就狼狈撤出。

四十二天——比一只知了的夏天还短。更扎心的是，他不是败给清军，是败给自己人。进城头几天还约法三章秋毫无犯，没过两礼拜就纵兵抄家。

大将刘宗敏强占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典故，就打这儿来。山海关那扇门，不是多尔衮推开的，是刘宗敏推开的。

读到这段，我总是想起一句老话：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李自成这四十二天，就是一本写给所有胜利者的错题本。

第二个人，郭沫若。四川乐山人，1892年生，1978年卒。1944年3月，正值明亡三百年，他在重庆的《新华日报》连载长文《甲申三百年祭》，专门盘点那四十二天是怎么崩的。

文章在重庆挨了国民党一通骂，却被延安捧成了整风文件，要全党读、要讨论、要写心得。这里有个耐人寻味的反差——一个正要坐天下的政党，不读登基指南，天天捧着一本亡国总结看。这事搁哪朝哪代都新鲜。

第三个人，黄炎培。江苏川沙人，1878年生，1965年卒，职教界的祖师爷，民主人士。1945年7月，他和褚辅成、冷遹等六位社会贤达飞赴延安。临走前，窑洞里的那场对谈，被后人叫作＂窑洞对＂。黄炎培那番话相当不客气。

大意是，我活了六十多年，看过的人、家、团体乃至一国，没见几个跳得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日子一好过，精神就松了；惰性一上来，再想扭就扭不动了。

他盯着对面问：诸君，能跳出这个周期率吗？得到的回答是：靠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

四年之后，西柏坡那＂两个务必＂，就是把窑洞里那句＂不敢松懈＂落到了纸面——从一句口头的许诺，变成了一条写进党的建设的硬杠杠。这是明清旧事。

再把镜头拉回今天。

2022年10月，二十大报告里给老话续了一笔——在原有两条之后加了第三条＂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史称＂三个务必＂。老底子加新注脚，组成一整套治党的方法论。

2025年10月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再次把全面从严治党摆到了显眼位置。眼下离二十一大也就一年左右，党校、理论刊物、各级学习会把西柏坡的老话又翻了出来。

有人觉得是开会前的例行动作。我倒觉得没那么简单，这里头有几层意思。

最硬的一层，是七十七年这个数字本身。执政七十七年，意味着什么？一个最直观的事实——今天干部队伍的主力，绝大多数是七十年代以后生人。

他们成长于＂富起来＂甚至＂强起来＂的日子，没饿过肚子，没钻过山沟，没挨过冻。艰苦是从父辈嘴里听来的；谨慎是从红头文件里学来的。

这不是贬低。这是时代给出的硬条件。可问题也在这儿——没尝过苦的人，最容易把今天的好当成天经地义。

李自成当年也不觉得自己在作死，他只是觉得——该享福了。一个组织的滑坡，从来不是从作恶开始的，是从松劲开始的。

两个务必治的就是这股松劲。七十七年敲一次钟，不是矫情，是必须。

第二层，是外头的天气真的变了。世界格局在转，科技革命在卷，台湾地区的议题悬着，南海方向摩擦不断，经贸领域的较量也看不到头。民族复兴这条路，不是铺着红毯的直道，是山路十八弯。走山路，脚下第一怕飘，第二怕懒。而这两个毛病——老话正好对症。

第三层，是最容易被误读的。＂两个务必＂从来是一句对内的话，不是对外的宣言。它不是喊给世界听的口号，是搁在自己枕头边的那把尺子。

七十七年里，从＂三反五反＂到巡视制度，从＂八项规定＂到＂三个务必＂，一条线下来，核心没变过——向内开刀，比向外发声更难，也更要紧。能对自己下得了手的组织，才有资格谈长久。

读党史这些年，我越读越觉得＂两个务必＂是一句＂反着说＂的话。越是胜利，越要讲失败；越是富足，越要讲艰苦；越是众人捧着，越要讲如履薄冰。

这种＂反着说＂的智慧，中国人其实很早就有。《周易》讲＂亢龙有悔＂，老子讲＂物壮则老＂，司马迁写《史记》不惜笔墨写项羽这种败军之将——为的都是让后人明白一句话：盛极之时，正是衰的开始。

一个组织能把这种古老的清醒刻进自己的作风里，不容易。能坚持七十七年、每隔几年就把这句话翻出来嚼一嚼，更不容易。

因为人性是顺着来的，谁都爱听＂你真棒＂，没人爱听＂你当心＂。能主动找镜子照自己，是一种反人性的自律。

我还特别留意过＂务必＂这两个字的分量。党的文件里，用这种语气的词不多。它不是建议，不是号召，是命令。

一个即将坐天下的政党，用命令句对自己下要求——这个姿态本身，就是最硬核的防线。当然，口号不是护身符。

七十七年里，警钟敲了无数遍，掉队的人也没少出。从早年的刘青山、张子善，到近些年落马的＂大老虎＂，一个个都是反面教材。

＂两个务必＂念一遍不解百毒；它更像一张体检单，每隔几年掏出来对照一次——还有没有初心？还敢不敢打仗？还愿不愿吃苦？

真到了不敢打开这张单子的那天，就离李自成不远了。还有一个很多人没琢磨透的角度。

重提这句老话，表面是回望历史，骨子里是对未来的焦虑——不是怕外头的风雨，是怕自己人把伞收得太早。真正能把一个大党拖垮的，往往不是敌人的刀枪，而是自己人慢慢养出来的那股子懒气、傲气、油气。

两个务必的本质，就是治这＂三气＂。有人问我，这种＂向内自省＂的政治文化到底图什么？

我觉得图的是一个确定性——世道可以变，对手可以换，科技可以推陈出新，可唯有＂向内看、向内改＂这件事，能让一个组织穿越周期、不被潮水卷走。这是比任何战略都更底层的能力。

重提＂两个务必＂，最深的意味不在于＂要开大会了＂，而在于一种心态上的清醒——功劳不是本钱，是赊账；胜利不是终点，是考题；今天的好日子不是老祖宗给的，是老祖宗借的，总得还。

还什么？还一代一代的清醒。李自成死那年刚满三十九，正当盛年。他亡国的理由不玄妙，就两个字——飘了。四十二天的教训摊在地上，三百年前就等着后人去捡。

郭沫若写了一遍，黄炎培问了一遍，西柏坡答了一遍。七十七年过去，这道考题还在考，而且会一直考下去。

当年从西柏坡那条土路上走出去的时候，有一句话——这是进京赶考。今天看，赶考路没有终点站。考完一场有一场，交完一卷有一卷。

考题换，考生换，监考人也换，可那把尺子一直搁在那儿——人一飘，地就荒；官一奢，民就凉；心一松，江山就凉得比谁都快。

两个务必守的从来不是江山，是人心。而人心这东西，一代人守得好，不代表下一代人守得住。

所以才要反反复复讲，一遍一遍提，直到讲进骨头里、刻进血脉里为止。

把一句七十七年前黄土地上的老话，捧到2027年的大会门口再读一遍——不为别的，就为提醒自己：路还长，考还没完。

这，大概就是今天还要重提那句老话的全部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