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修贤送给毛主席188张照片后，问秘书：主席最喜欢哪几张照片？

1975年冬，北京中南海，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被通知前往毛主席住处。桌上摆着一摞照片，秘书小张告诉他，主席已经看过了，其中两张需要更换。杜修贤接过照片，表面平静，心里却一直惦记着另一个问题：188张照片里，主席究竟最喜欢哪几张？

这件事的缘起，要从几天前说起。1975年10月，毛主席抱病会见南斯拉夫客人。那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说话不如从前清楚，思路却依旧明晰。客人告辞时，毛主席没有像过去那样起身相送，只笑着说：“我的双腿不让我走了，要我和上帝去见面。”

摄影器材收拾到一半，秘书小张悄悄找到杜修贤。他说，主席眼睛不好，看字要借助放大镜，却常常拿着旧照片端详。小张想找一些毛主席年轻时期的照片，让主席再看看。

杜修贤听完，心里一沉。身边工作人员都知道，照片对毛主席而言，不只是影像，也是被保存下来的岁月。战争年代、延安生活、进城前后的工作场景，许多细节早已过去，却可能仍然清晰地留在记忆里。

恰好摄影部正在整理毛主席的历史照片，准备编印影集。杜修贤想到这里，便说：“我那里或许能找出一批，先送来给主席看看。”小张立即答应：“那就快一些。”

几天后，杜修贤抱来一个大纸盒，里面装着188张20寸照片，时间跨度从1936年到1975年，内容涉及革命战争时期、延安岁月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重要活动。他特意叮嘱小张保管好，因为这些照片还要用于影集编选。

照片送进去后，杜修贤并没有马上得到消息。对摄影记者来说，最难熬的往往不是按下快门，而是等待被摄者对照片作出判断。那些画面拍的是毛主席，可照片怎样留下、怎样排列，也关系到一段历史将以何种面貌呈现。

过了些日子，杜修贤参加碰头会。张耀祠告诉他，主席看过照片，有两张需要更换，一张是游泳时拍摄的，另一张是在书房里的照片。杜修贤又拿出几张备选照片，谈完工作后，趁身边没有别人，赶紧问小张：“主席看了以后，喜欢哪几张？”

小张没有立即回答，而是从照片中抽出两张。一张是吴印咸在延安拍摄的毛主席作报告的照片，另一张则是毛主席在延安骑马时的影像。

吴印咸拍摄的那张照片，背景并不华丽。1942年，毛主席为晋绥干部作报告，身穿灰布棉军服，脚上是自制布棉鞋，裤子还打着补丁。他站在窑洞前讲话，手臂抬起，神情坚定。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物资匮乏，局势复杂，可照片中的毛主席仍显得沉着而有力量。

吴印咸当时拍了几张，偏偏最满意这一幅。毛主席看过后也说：“这张照片表现时代精神是最好的。”这句话并非单纯评价构图，而是点出了照片的分量：人物穿着朴素，环境简陋，却能让人看到根据地军民在困难中的精神状态。

另一张骑马照，年代更早，画面已经有些灰暗。毛主席骑在马上，姿态自然，带着战争年代特有的干练。小张告诉杜修贤，主席看到年轻时期的照片时，常常看得很久，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还能准确说出照片拍摄的大致时间和地点。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并没有只挑那些仪态庄重、场面隆重的照片。他留下的两张，一张突出时代精神，一张记录延安时期的日常状态。对他来说，照片的价值不只在于“拍得好看”，更在于是否保留了真实的历史气息。

杜修贤早年担任周恩来总理的专职摄影师，1970年1月起，又承担毛主席的摄影工作。毛主席之所以点名要他，秘书转述过一个原因：“主席常夸你手快，动作敏捷，摄影技术好。”这份工作看似只是记录，实际却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取景、对焦和拍摄。

1972年，周恩来得知毛主席身体欠佳，专门向摄影人员交代，今后拍摄要尽量少用闪光灯，时间控制在3分钟以内，并嘱咐杜修贤负责落实。杜修贤知道，拍照并不是按一下快门那么简单，但主席的身体更重要，只能把原本想争取的话咽回去。

此后，毛主席拍照越来越少。1975年以后，很多场合只能拍摄在门口或客厅入口处握手的画面。摄影记者不能随意靠近，毛主席也明白他们的难处，后来允许在客厅门口拍摄。

1976年5月27日，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访华，临行前提出希望见毛主席。当时毛主席已经服用了安眠药，仍同意见面。会谈时间很短，杜修贤拍下毛主席与布托握手的瞬间。毛主席问：“你好吗？”随后坦言自己的腿和讲话都不太好。这成为杜修贤留下的最后一张毛主席照片。

而那188张照片中，毛主席最终留下的，正是延安窑洞前作报告的照片和骑马照。它们没有礼服、鲜花和盛大场面，却把一个时代的艰苦、行动与信念，留在了纸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