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佳音
目前,世界经济正处在深刻的结构性调整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不断升温,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外溢,对国际经济循环畅通形成较大制约。在新旧动能转换、规则体系重构的背景下,中国外贸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挑战,也蕴藏着转型升级的机遇。正视发展制约、找准破局路径,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
迭代中的经贸环境:特征与趋势
全球经贸环境正在发生由“商品全球化”向“知识全球化”的转变,可以从三个维度把握其主要特征。
知识经济重塑贸易逻辑。在知识经济时代,智力资源的丰缺盈余程度将成为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的决定性因素。自然禀赋的重要性有所弱化,以自然资源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体系逐步被以知识和技术为中心的分工体系替代,科学技术知识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因。国际贸易底层竞争逻辑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竞争重心由自然资源、资本积累转向知识创造与制度能力。传统贸易理论认为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决定国际贸易格局,而在知识经济时代,智力资源的丰缺盈余程度成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决定性因素,依托自然资源的分工体系逐步让位于知识与技术驱动的分工体系。
地理距离影响力弱化,规则距离日益凸显。在知识驱动的经济形态下,制度信任、政治结盟的重要性超过运输成本,跨境交互的主要约束不再是物理距离,而是地缘政治距离。物理距离对贸易的约束力持续减弱,知识产权使用费、数字交付服务、跨境数据等无形要素的流动几乎不受地理条件限制。传统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生产布局逻辑的影响有所弱化,规则对接、标准互认、制度型开放等“软联通”的重要性相对提升。
碳规则逐步演变为全新贸易准入门槛。2026年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进入正式实施阶段。碳关税管控范围已经由钢铁、铝拓展至电池等诸多领域。高盛集团测算,CBAM扩围之后,我国约27%对欧出口商品将面临风险敞口,意味着我国超千亿欧元规模出口产品将受到直接冲击。当碳规则由倡议转化为硬性标准、由自愿约束转向强制要求,碳管理能力就不再是企业的竞争加分项,而是进入海外目标市场的准入门槛。
制约瓶颈:结构性与规则性挑战
在经贸环境深刻变革的背景下,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制约,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成本竞争、价格压力,而是体现为结构性、规则性双重约束。
产品同质化引发“内卷式”竞争。2025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45.47万亿元,实现连续九年增长,创下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最长连续增长纪录,但外贸领域“只赚吆喝不赚钱”的困境依然客观存在。产品同质化、低价价格战频发,不断压缩企业利润空间,削弱企业创新投入能力,形成低水平均衡陷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外贸转型受价值链高端环节控制力不足、大国竞合加剧、国际不确定性上升等多重因素约束,潜在竞争优势向现实竞争力转化能力仍有待提升。
传统产业遭遇“双重挤压”。以纺织服装、家具、玩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例,国内劳动力成本刚性上涨,部分东南亚国家依托成本优势承接产业转移;与此同时,部分发达国家频繁设置关税壁垒,进一步压缩这类企业本就有限的利润空间。
规则对接能力成为新的能力短板。占外贸企业总数九成以上的中小外贸企业,在海外合规、融资渠道、数字化转型层面本就承受诸多风险,在全球经贸规则重构背景下,相关压力进一步放大。随着贸易治理重心向数据、模型、内容生成环节前移,企业面对的不再只是传统关税与合规成本,还需要应对数据治理、模型合规等新型规则带来的市场准入限制。全球数字经济规则尚处于碎片化发展阶段,传统WTO框架难以完全适配数字贸易新业态的规则诉求,加大了中小外贸企业适配国际规则的难度。
升级破局的策略路径
面对迭代演进的经贸环境与多重结构性制约,我国外贸实现升级破局,需要从技术赋能、制度对接、市场多元、治理能力四个维度系统推进。
以数智化为驱动,推动传统外贸转型升级。我国拥有完备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与丰富应用场景,在跨境电商、智慧物流、数字支付等领域具备全球领先优势。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属于具备知识生成属性的通用基础设施,为国际贸易开辟全新供给模式。企业应当依托数字化平台落地按需生产、小单快返、快速交付模式,通过技术输出与配套服务提升产品竞争力与客户黏性,实现从输出产品向输出方案、输出服务转型。
加快标准化战略,牵引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当前国际竞争的显著特征是,发达经济体将自身技术路径固化为国际标准,形成全球市场的强路径依赖;后发经济体要么支付高额专利费接入现有标准体系,要么自主构建标准却面临全球市场兼容难题。为此,在人工智能基础框架、电子设计自动化、工业操作系统等领域,应当加快推动自主知识产权转化为国际标准,提升我国在国际规则舞台上的话语权。针对新能源汽车、光伏发电、高铁等优势产业,鼓励企业、科研机构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推动国内高价值专利嵌入国际标准体系,实现由被动接轨向主动参与转变。
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强化国际规则对接。许泽玮认为,应当落实市场多元化战略,深化同东盟、欧盟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合作,依托RCEP等区域贸易安排对冲单一市场波动风险;主动参与全球经贸规则重塑,在数字经济、绿色转型等领域提出中国方案;依托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开放平台先行先试,以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论坛相关研究提出,未来应当持续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运用人工智能优化便利化流程,为企业开拓新兴市场提供支撑;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互信,促进经贸合作提质增效,通过多元化贸易伙伴布局,提升我国外贸在全球市场波动环境下的回旋空间与抗风险能力。
完善绿色竞争力培育体系。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正式实施既是挑战,也带来转型机遇。当前全球贸易格局中,2025年,服务贸易占全球货物与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约为27.5%,知识密集型服务与数字解决方案,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无需大规模工业基础设施即可实现结构转型的替代路径。当务之急是健全国内碳市场建设,建立与国际规则对接的碳核算与认证体系,以碳管理能力提升为抓手推动外贸绿色低碳转型。通过完善国内碳市场、构建对等应对机制、强化政策协同,形成有效的应对外部碳规则的协同效应。长远来看,绿色竞争力将成为衡量外贸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我国应当在新规则体系塑造过程中争取更多主动权。
经贸环境迭代是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而非简单的周期性波动。从“商品全球化”迈向“知识全球化”,从“地理距离”转向“规则距离”,从“价格竞争”升级为“标准竞争”,外贸发展底层逻辑正在被重新改写。中国外贸面临的发展制约,本质上是新旧动能转换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结构性阵痛。破局的关键不在于回归传统成本优势或者规模扩张老路,而在于主动适应新规则、培育新能力、塑造新优势,依托数智化重塑生产方式,依靠标准化争取国际话语权,以绿色竞争力构筑不可替代的市场准入条件。只有在多元市场布局、制度型开放、创新驱动等方面凝聚合力,我国外贸方能在世界经贸变局中完成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参与塑造的转变,在知识经济时代构筑不可替代的国际竞争力。
(作者单位系浙江工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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