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小易微风
联合国秘书长遴选向来以闭门磋商、体面收场著称。但距离古特雷斯年底卸任不到三个月,安理会已进行五轮闭门意向投票,仍无人达到推荐门槛。特朗普政府通过媒体放话:对七名候选人“全不满意”。
这已不是遴选,而是在给联合国掌门人立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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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下任秘书长遴选于2025年11月启动。按《联合国宪章》,候选人须获安理会至少9票“鼓励”,且五常中任何一国不投“劝阻”票,方可进入联大任命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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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机制的设计初衷,是逼出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人,而非最强的人。
安理会已进行五轮意向性投票:7月30日、8月21日、9月18日、9月29日、10月7日。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在第三轮后退出,目前剩余七人:哥斯达黎加的格林斯潘、阿根廷的格罗西、圭亚那的罗德里格斯-伯基特、厄瓜多尔的埃斯皮诺萨和巴基、乌干达的奥通努、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
票数走势说明问题。格林斯潘在第四轮获得10票鼓励、3票劝阻、2票不表态,第五轮鼓励降至9票,劝阻翻倍至6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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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里格斯-伯基特从8票鼓励、6票劝阻滑至5票鼓励、9票劝阻。格罗西从8票鼓励、7票劝阻降至6票鼓励、7票劝阻、2票不表态;票数往下走,意味着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打自己的算盘。
就在此时,美国“政客新闻网”10月9日报道,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认为全部七名候选人“缺乏美国希望看到的改革者”,且“有些人甚至显得更加因循守旧”;一名国务院官员称,美方在寻找“搅局者”。
共和党国会助手更放话:若格林斯潘当选,“你去找一个共和党人支持给联合国常规预算拨款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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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潘为何被盯上?上述助手质疑她在以色列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对华态度“过于温和”。联合国秘书长本应中立,但在美方眼中,中立成了减分项。
美国对候选人的“面试”并非始于投票阶段;据媒体披露,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高级官员早在今年夏天就已同不少候选人私下接触过,外界更愿意将其称为“面试”。
这种提前介入的姿态,本身就传递了一个信号:特朗普政府要更换的不仅是一个人,而是希望整个联合国的运作方式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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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996年加利连任失败时大国闭门博弈不同,这次美国直接通过媒体对外表达“全部不满”,等于将安理会内部的分歧公之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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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全不满意”之所以有杀伤力,不只是因为它是五常之一,更因为它手里攥着联合国的钱袋子。
美国自己力推的格罗西,也面临阻力;格罗西是阿根廷人,阿根廷宪法主张马岛主权,英国对其当选后的联大动作有所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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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欢迎的格林斯潘被美国不满,美国属意的格罗西又面临英方保留,遴选陷入死结。
但死结之外,还有更实质的杠杆。截至2026年8月,美国拖欠联合国常规预算、维和及法庭费用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常规预算超20亿、维和约30亿。
8月21日,美国国务院通知国会,计划支付7.25亿美元用于常规预算、1.25亿美元用于海地和刚果(金)维和。
通知发出当日,第二轮投票结束。这笔7.25亿美元的常规预算付款,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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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6年2月初,美国拖欠的常规预算摊款就已达21.9亿美元,占联合国常规预算所有未缴总额的95%以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致信所有会员国,警示联合国“面临资金枯竭的现实风险”。
这两件事在时间上重合,但美方并未正式宣布“选谁才还钱”;一名共和党国会助手的警告被广泛解读为:若格林斯潘当选,共和党可能阻挠后续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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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美国国安顾问博尔顿对此评论称:“如果你cynical的话,可以说(秘书长位子空着)其实挺适合美国的。”这是一种分析性表述,而非政策主张。
美国近期也在向驻日内瓦的多个联合国组织认捐数千万美元,包括世界气象组织和CITES相关机构。
外交人士解读称,此举表明华盛顿仍希望与其多次批评的全球机构保持接触——毕竟,失去联大投票权的代价,美国同样承受不起。
但中方对此的立场十分明确。2026年5月,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联大五委会议上指出,解决流动性危机“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所有会员国特别是最大会费摊款国足额缴纳会费和维和摊款,缴费“具有强制性,不可谈判,不能为缴费设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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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美国没有把条件写在纸上,但所有人都读懂了那层意思;这种“不正式宣布却人人皆知”的施压方式,比一纸正式通牒更难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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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一局面,中方没有停留在口头表态,而是拿出了可验证的行动记录。
2026年5月26日,王毅外长阐述了对下任秘书长的四条期许: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并特别强调要“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
6月16日,王毅在北京会见格林斯潘,格林斯潘表示“联合国地位不可替代,但需要与时俱进推动改革”,并明确“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7月20日,王毅又会见了罗德里格斯-伯基特,后者同样表态支持联大第2758号决议、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方主张遴选应充分听取会员国意见,尊重地区轮换原则。
与立场表态相配套的,是缴费记录。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2026年度会费已足额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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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雅里克9月2日确认,随着最后一笔款项到账,中国已付清2026年度预算分摊款的全部份额。这与美国的拖欠形成对比。
一个足额缴费的国家主张“大家商量着办”,一个拖欠50亿的国家要求“按我的意思办”——两相对照,谁在维护机制、谁在透支机制,各国心里有数。
从更广的视角看,这场遴选折射出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治理观;美国提前“面试”候选人,试图以财务杠杆影响人事安排,本质上是将国际组织的人事权视为大国博弈的延伸工具。
而中方强调的“充分听取会员国意见”和“尊重地区轮换原则”,指向的是另一种逻辑:秘书长应该代表联合国的整体利益,而非某个出资大户的偏好。
按惯例,安理会需在11月中旬前完成推荐,才能给联大留出任命时间。前期投票使用同色选票,不区分五常与非常任理事国。
只有在后期引入“颜色票”后,才能确认哪些“劝阻”票来自五常——而任何一张来自五常的“劝阻”,都意味着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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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古特雷斯当选前,安理会共进行六轮投票,颜色票仅在第六轮启用;今年是否也会拖到颜色票阶段,取决于10月能否打破僵局。
希腊自10月起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其常驻代表巴尔塔表示“10月是取得进展的月份”。连轮值主席都开始着急,说明时间窗口正在收窄。
美国对七名候选人“全不满意”,是事实;美国拖欠约50亿美元会费,是事实;美国未正式宣布“选谁才还钱”,也是事实。
但正是这种“不正式宣布却人人读懂”的施压,构成了当前僵局的核心张力;中方提出四条标准、足额缴费,同样是事实;而所谓“两手准备预案”,缺乏官方信源,不应作为事实引述。
格林斯潘目前握着9票,恰好踩在推荐门槛上,但优势不等于胜势;6张劝阻票里只要有一张来自五常,推荐就卡死了。格罗西7张劝阻票比鼓励票还多一张,美国再怎么推,推出来的是个负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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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里格斯-伯基特从第二轮的榜首滑落到第五轮仅5票鼓励、9票劝阻,几乎已经被判了“缓刑”;遴选进入最后窗口期,真正的变量不在候选人名单上,而在那张即将“变色”的选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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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遴选表面是选人,实则是两种治理观的角力:美国以欠费为杠杆、提前“面试”候选人,试图将人事权纳入大国博弈;中方则以足额缴费和“大家商量着办”维护机制本身。
僵局的核心不在名单,而在那张即将“变色”的选票——五常的“劝阻”一旦亮明,胜负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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