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诺奖：他们让经济的大起大落更可控

经济发展呈现出经济下行与上行交替出现的特征。在恰当的时机刺激或放缓经济，可以增强经济稳定性，帮助我们避免陷入漫长的衰退或失控的通货膨胀。罗伯特·E·霍尔（Robert E. Hall）和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的研究推动了稳定政策领域的范式转变。他们的研究催生了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使我们能够解释并量化稳定政策如何影响经济周期。如今，世界各地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都在使用这些模型。

“中央银行必须下调政策利率，启动经济增长。” “政府应通过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提振消费来刺激经济。” “必须提高利率或削减支出，为经济降温，否则通胀就会失控！”

这类说法经常出现在有关经济政策的公共讨论中。它们都是稳定政策的工具，也就是政府和中央银行为缓和经济波动而采取的各项措施。比如，中央银行可以调整政策利率；政府则可以提高或降低税收，或调整儿童津贴等转移支付，以影响家庭的购买力。稳定政策旨在减轻经济波动——也就是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的起伏——避免经济陷入或长期处于高失业率、通胀失控的状态。对家庭和企业而言，稳定、平稳的宏观经济发展，要好过大起大落的过山车式变化。经济波动过于剧烈时，经济余地较小的贫困家庭往往尤其容易受到冲击。

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让我们更有能力应对经济衰退。他们奠定了新凯恩斯主义范式的基础。这一范式中的模型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也就是从微观层面自下而上地构建。宏观经济结果，是家庭和企业在微观层面作出数百万个决策的共同产物。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采用了这一思路：他们不再只是像从鸟瞰视角那样研究宏观经济，而是借助建立在微观基础上的模型，由此推动了稳定政策理论的范式转变。

稳定政策旨在平抑经济波动的高峰与低谷，避免高失业率或通胀失控等问题。（图/Johan Jarnestad/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稳定政策曾经失灵

稳定政策能够带来显著益处这一认识，可以追溯到约一个世纪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研究。他提出的观点至今仍是稳定政策的基础：家庭和企业对商品与服务的总需求，并不会自动与经济的生产能力相匹配。如果需求过低，就会出现高失业和低增长；如果需求过高，经济就会过热，通胀也会上升。当需求过低时，就刺激需求、给经济加速；当需求过高时，就抑制需求、给经济减速。这样可以平抑经济的高峰与低谷。

传统凯恩斯主义模型依赖一个假设：通胀、消费、失业和产出等关键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统计相关性是稳定的。一个例子是通胀与失业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菲利普斯曲线：它显示，失业率高时通胀往往较低，反之亦然。另一个例子是消费由家庭可支配收入总额决定：可支配收入越多，消费就越高。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被假定为大致呈线性，也就是说，一个变量发生变化时，另一个变量会按比例变化。基于这些假设，对经济应该加速或减速多少进行计算并不困难；但事实证明，这种方法过于简单，无法持续奏效。

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期间，宏观变量之间的关系变得远比研究人员和决策者原本认为的更加不稳定。尽管失业率不断上升，通胀却仍在走高；收入与消费之间的联系似乎也不像人们假定的那么可靠。这意味着稳定政策没有发挥作用：政策在错误的时机提供了过度刺激，造成了长期后果——经济多年低增长、高通胀。

包括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在内的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指出，凯恩斯主义稳定政策的问题，恰恰在于它假定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稳定的。要让这些模型奏效，就必须为它们建立微观基础，也就是说，模型必须以可靠的微观经济关系为基础。通胀由成千上万家企业各自作出的定价决策决定；私人消费总量建立在数百万个家庭的决策之上；而产出规模，则由各家企业和劳动者的决策共同决定。只有研究一个个经济行为者的行为，再将这些行为汇总起来，我们才能理解宏观经济现象。

传统凯恩斯主义模型建立在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和历史关系之上。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则从微观层面出发，以个人和企业作出的决策为基础。（图/Johan Jarnestad/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卢卡斯的批评逐渐得到认可，但建立具有微观基础的模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类模型既要解决传统凯恩斯主义模型无法解决的问题，又必须足够简单、易于理解，才能得到广泛应用。

对稳定政策而言，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私人消费究竟由什么决定？此前的理论研究认为，消费至少与家庭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同样相关，甚至可能比当下收入更相关。这给稳定政策带来了复杂性，因为家庭对未来的预期并非一成不变，而会受到税收、利率或通胀等因素变化的影响。然而，预期的重要性这一假设很难检验和量化，因为家庭的预期无法被直接观察到。

许多研究人员试图寻找能够反映家庭未来收入预期的指标，以判断是否能够预测消费决策，但都没有成功——直到霍尔开始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思考这个问题。

霍尔颠覆研究思路

霍尔的核心想法是：如果家庭的消费由其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以及其他相关因素所支配，那么家庭的消费决策本身就是衡量其预期的最佳指标。乐观的家庭会比悲观的家庭消费更多。这也意味着，只有当家庭改变了对未来的判断时，它们才会调整消费；而判断的改变，必须以新的相关信息出现为前提。按照定义，新信息无法被预测——否则它就不算新信息。因此，如果这一理论正确，消费变化也就无法预测。霍尔由此彻底颠倒了研究思路：研究人员不应再寻找能够预测家庭消费的指标，而应检验这样一个假设——消费变化无法被预测。

事实证明，霍尔的设想是正确的。没有哪个变量看起来对预测消费变化具有决定性作用。霍尔的研究甚至说服了那些最持怀疑态度的同事。认识到如今有了一个自然的基准，与证明理论本身准确同样重要。那些能够被预测的消费变化，必定源于某些家庭偏离了理论假设——例如，有些家庭无法借款或没有储蓄，只能靠眼前收入维持生活。利用这一理论基准，研究人员就可以估算处于这种状况的消费者占多大比例。

霍尔提出，消费变化无法预测，因为它取决于新的、因而不可预测的信息。（图/Johan Jarnestad/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霍尔于1978年发表论文介绍了自己的研究结果，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研究领域的“顿悟时刻”。他的工作成为现代消费研究发展的关键。1982年，霍尔与弗雷德里克·米什金（Fredric Mishkin）发表了另一篇重要论文。他们使用多个家庭的微观数据，发现约80%的家庭按照该理论作出消费决策，其余家庭则是量入为出、靠眼前收入过日子。这两类家庭的比例会随时间和国家而变化，但可以估算。如今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使用的宏观经济模型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这一认识：有些家庭在决定消费多少时会着眼于未来，而另一些家庭则不会。

通过理解预期对消费决策的影响，霍尔解决了一个长期困扰研究人员的问题。他的洞见对宏观经济学的新凯恩斯主义范式转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伍德福德的模型

在2003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伍德福德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建立在微观基础上的新凯恩斯主义宏观模型。这本书总结了伍德福德及其他学者此前发表的论文成果。这个由三个方程构成的宏观模型，是后来各类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原型。它的用途是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个类似实验室的工具：如果降低利率，GDP和通胀会发生什么变化？在特定的经济形势下，为了稳定通胀，利率应该提高多少？

传统凯恩斯主义模型也曾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但给出的答案后来被证明并不可靠。新模型以微观基础为出发点，描述每个经济行为者如何决定消费、生产和产品价格，因此能给出更可靠的答案。

伍德福德模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消费如何形成的描述。在大多数国家，消费在商品与服务总需求中占比最大。传统凯恩斯主义方法早已重视消费。伍德福德模型的关键创新，是纳入了霍尔的研究结论：家庭消费取决于其对未来收入的预期。

消费也受到利率影响。如果中央银行下调政策利率，储蓄的收益就会降低，今天的家庭消费也会高于其预期中的未来消费。只有当利率处于一个中间水平——即自然利率——时，它才既不会刺激消费，也不会抑制消费。自然利率这一概念由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于19世纪末提出。伍德福德受到维克塞尔的启发，指出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整利率来刺激或抑制经济活动，而不是依靠改变货币流通量。这一重要贡献让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在实践中更加有用。

模型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描述了通胀如何形成。企业定价时知道，每当需求或生产成本发生变化就调整价格，代价会很高，因此价格往往具有黏性。在凯恩斯看来，价格调整不够灵活，正是需求会显著影响生产的根本原因。如果需求下降而价格没有随之下降，就会出现供给过剩，使供需失衡，并可能引发经济衰退。将单个企业的定价决策纳入模型后就能看出，企业一旦调整价格，就必须着眼于未来。如果企业认为竞争对手的价格和自身成本都会上涨，那么它最好把价格定得比预期相反时更高。因此，企业的决策同样受到预期支配。

由于企业会着眼于未来，对未来利率的预期就会影响通胀。因此，可信度和透明度是中央银行的重要特质。这一认识并未包含在传统凯恩斯主义方法中，却对中央银行的实际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清晰、可信地说明央行如何作出判断、计划采取什么行动，已经成为其运作的关键。

影响通胀的第二个因素是产出缺口。伍德福德引入这一概念，用来描述经济中的需求压力。如果需求压力很高，也就是产出缺口为正（常见于经济上行期），价格就会被推高，通胀也会高于正常水平。如果需求压力过低，也就是产出缺口为负（常见于经济下行期），价格就会被压低，通胀也会低于正常水平。严格来说，产出缺口是实际产出与自然产出之间的差值。自然产出，是指市场价格能够自由调整、供需完全匹配时，经济所对应的产出水平。因此，产出缺口的大小可以视为衡量经济距离资源有效利用状态有多远的指标，而稳定政策的任务就是引导产出缺口趋近于零。

自然产出的水平会随时间变化。突然发生的变化被称为供给冲击，例如能源价格迅速上涨、国际供应链受到扰动，或其他突然影响经济生产潜力的事件。如果负向供给冲击导致自然产出下降，而需求没有相应下降，产出缺口就会转为正值。即使企业面临成本上升，却没有充分提高价格，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此时，即便需求本身没有增加，它相对于自然产出而言仍然过高。

即使负向供给冲击同时导致需求、进而导致产出略微下降——例如家庭变得更加悲观，因而减少消费——只要自然产出的降幅大于实际产出的降幅，产出缺口仍可能为正。这类供给冲击可能导致通胀上升、产出下降和失业增加。与传统凯恩斯主义模型不同，伍德福德的模型建议采取降温措施，例如提高利率，以避免通胀失控。伍德福德的这一洞见，使我们能够比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更有效地应对近年来的供给冲击。

各种冲击都可能打破供需平衡。负向供给冲击可能是某种商品短缺；正向供给冲击则可能是技术突破，使大规模生产变得更便宜、更容易。正向需求冲击可能是有关未来的利好消息，促使家庭增加消费；负向需求冲击则相反。供需平衡一旦被打破，就可以通过稳定政策重新调整：抑制需求（向左移动），或提振需求（向右移动）。（图/Johan Jarnestad/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伍德福德的模型看起来很简单，但要构建这套新的微观基础模型，伍德福德和其他几位宏观经济学家做出了开创性研究。模型结构简洁，又与现实高度吻合，因此很快受到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政策制定者的青睐。它还可以进一步细化，并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例如，瑞典中央银行就有一套适用于瑞典国情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

一个灵活可调的模型

与所有范式转变一样，新凯恩斯主义开启了一条蓬勃发展的经济学研究路径，而不是给出了最终答案。研究仍在不断推进。自两位获奖者的成果发表以来，相关模型一直在发展和完善；随着经济持续变化，这一过程预计还会继续。这些模型也很容易根据家庭和企业面对的不同情况作出调整。

如今，世界各地的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都在使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帮助它们在稳定政策方面作出有依据、兼顾各方的决策。简单来说，目前没有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所以，下次中央银行设定利率时，你可以确信，它的决策依据之一，就是利用具有微观基础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进行的计算。

两位获奖者的研究，让我们能够比过去更有效地应对重大的宏观经济危机。近年来，这些研究在应对疫情和能源危机时发挥了巨大作用；与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时期相比，近年的这些事件并未对经济增长和通胀造成同样持久的影响。我们也没有陷入类似20世纪30年代那样灾难性的经济大萧条。衰退和高通胀时期并未消失，但持续时间缩短了。

#参考来源：

https://www.nobelprize.org

#图片来源：

封面及首图：Johan Jarnestad/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