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组织的一次前所未有的特殊读书活动体验

1959年12月10日，浙江杭州西湖畔的丁家山，一场不同寻常的集体读书开始了。毛泽东带着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集中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读书会。没有发言稿，也没有预先安排好的结论。几个人围坐在一起，由胡绳、田家英轮流朗读，邓力群负责记录，毛泽东边听边在书上画线，遇到关键处便停下来讨论。

为什么偏偏选在这个时候？

1958年“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中的问题逐渐显现。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建议各级领导干部阅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并提出要联系中国的经济实践，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

那封信写于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当时已经意识到，部分干部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还不成熟，急于求成、简单照搬等倾向，正在给实际工作带来压力。理论不能停留在书本上，必须拿来解释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到了1959年冬天，前面两本书已经反复阅读，第三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便被提上日程。毛泽东没有选择独自阅读，而是把几名从事理论和文字工作的干部召集起来，专门用两个月研究社会主义部分。

人选并非随意决定。陈伯达是毛泽东身边的重要理论工作人员，胡绳和邓力群参与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田家英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他们熟悉理论，也接近中央决策层，能够把读书中的思考及时带回实际工作。

有意思的是，陈伯达此前在“大跃进”时期曾提出过一些偏激主张，受到毛泽东批评，但仍被安排参加。这件事说明，毛泽东并没有把复杂的经济问题简单归结为某个人的责任，而是希望通过共同学习，重新认识经验和教训。

读书安排很严格。上午个人阅读，下午集中讨论，一般从下午四时左右开始，持续到晚饭前后，有时一直读到晚上十时。每天读的内容并不多，常常只有十几页，重要的是逐段分析，反复掂量其中的观点。

12月30日杭州下着雨，毛泽东仍拄杖登上丁家山。那天从下午六时读到晚上十时，共读了二十页，是杭州期间进度最快的一天。12月26日是毛泽东六十六岁生日，读书没有中断，只是在晚饭时请江华夫妇作陪，并赠送书册作为纪念。

邓力群后来回忆，毛泽东不喜欢大家当面埋头记录谈话。有人一边听一边写，他曾提醒：“怎么你们都不跟我谈话，都在记我的讲话？”于是几个人分工，由邓力群坐在一旁记录，其余人负责朗读和参与讨论。

这次读书并未因地点变化而停止。1960年1月，毛泽东前往上海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读书小组也随行，在停靠上海站的专列上继续研读。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邓小平等同志所在的小组还听取了读书谈话的传达。

在杭州，读到第三十二章和第三十三章开头；到上海后读完第三十三章；随后又随毛泽东前往广州。1960年2月9日，社会主义部分全部读完。这场活动持续整整两个月，此后毛泽东再没有组织过规模和形式完全相同的读书活动。

书中的讨论，始终没有脱离中国。毛泽东一方面肯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积累的经验，另一方面也反复提醒，苏联的做法不能照抄。农业、轻工业和消费品生产等问题，都必须结合本国实际重新研究。

他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同革命一样，都要经过实践、挫折和再认识。只看到成绩，看不到问题，就难以掌握规律；只依靠现成结论，也不可能形成真正适合中国的理论。

毛泽东还批评教科书过于依赖概念和定义，认为研究经济不能只从抽象原则出发，而要从生产、分配、劳动关系等具体现象入手。他谈到，社会主义经济本身仍在发展，理论体系不可能凭空成熟，规律要在长期实践中逐步显现。

读书期间，他还谈到量变与质变、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关系，指出研究社会主义，既要掌握普遍原理，也要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脱离特殊条件谈规律，往往容易把复杂问题说得过于简单。

邓力群整理的读书记录，后来形成《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书页上的横线、竖线和简单批语，与谈话记录相互参照，留下了这次特殊读书活动的具体痕迹。1960年2月9日，广州白云山，第三十六章和结束语读完，书页也合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