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5年8月28日，重庆九龙坡机场，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走下飞机。抗战胜利的硝烟尚未散尽，这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却没有留在延安，而是来到国民党统治区，参加一场前途未卜的谈判。
机场上人群聚集，记者频频按下快门。毛泽东手中拿着帽子，神情平静。此行看似是赴宴、会谈，实质上却关系到战后中国究竟走向和平，还是再次陷入内战。
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接受投降，9月2日正式签署投降书。胜利来之不易，民众最关心的不是谁在会场上占了上风，而是战争能否真正结束。蒋介石连续三次致电延安，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背后的政治盘算，中共中央并非看不出来。
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向各地推进，蒋介石也在调集兵力。毛泽东若赴重庆，安全风险极大；若不去，国民党便可能把拒绝谈判的责任推给共产党。中共中央经过讨论，最终决定迎难而上。
毛泽东曾说，重庆可以去，但要作最坏的准备。刘少奇一度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正是为了应对突发情况。这一安排说明，赴渝不是一次普通访问，而是一次把政治主动权置于险境中争取的行动。
在重庆，毛泽东面对的不只是蒋介石，还有一批对共产党抱有成见的国民党人士。长期宣传把共产党描绘成“赤匪”，许多重庆民众并不了解延安的真实情况。能否让人看见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和精神面貌，成了谈判之外的另一场较量。
欢迎宴会上，墙上悬挂着孙中山的画像。毛泽东走到画像前，郑重鞠躬。戴季陶见状，带着讥讽问道：“共产党也来拜国民党的总理吗？”毛泽东答道：“中山先生为推翻帝制、争取民族独立奋斗，当然应该拜。”
这段对话见于相关回忆材料，具体措辞在不同记载中略有差异，但故事所反映的政治逻辑十分清楚。毛泽东没有把孙中山简单看成国民党领袖，而是强调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也提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共同经历。
他随即指出，孙中山晚年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国共两党曾经有过合作基础。既然双方都声称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就不该只把这位革命先行者当作一个党派符号。话说到这里，现场掌声响起，戴季陶原本想借题发难，反而陷入被动。
有意思的是，宴会上的较量并未止于几句问答。有人提出“日本投降的原因”这一谜面，请在场人士以古代人物作答。有人说“屈原”，借“屈服”作解；有人说“苏武”，联系苏联红军出兵东北。
轮到毛泽东时，他没有否定任何一方，而是补充了“共工”。他的解释是，抗战胜利既有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作用，也离不开国民党正面战场、中国共产党敌后战场，以及各界民众的共同抗争。这个回答既承认外部援助，也没有抹去中国军民长期抵抗的代价。
这种处理方式颇有分寸。该肯定的肯定，该补充的补充，不把复杂历史压缩成一个人的功劳。对于刚刚结束的抗日战争而言，这种说法比单纯争夺功劳更接近事实，也更能争取中间人士的认同。
谈判真正开始后，分歧很快暴露出来。中共代表提出结束内战、建立和平民主政府，国民党方面却不愿承认“内战”这一事实。毛泽东据理说明，从大革命失败后的武装冲突，到抗战时期的摩擦，战争并没有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彻底消失。
蒋介石希望共产党交出军队、放弃解放区，这实际上是要求共产党先解除自身力量，再接受国民政府安排。毛泽东没有回避实力差距，却也没有接受这种条件。他表明共产党愿意谈和平，但和平不能以单方面缴械为前提。
重庆谈判持续四十三天。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文件确认和平建国方针，并约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对共产党而言，赴渝使争取和平的立场公开呈现在全国面前；对国民党而言，继续发动战争的政治成本明显增加。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还把1936年写成的《沁园春·雪》交给柳亚子。诗作很快在重庆文化界流传，引起广泛议论。它原本写于陕北雪景之中，到了重庆，却被赋予了新的政治意味：一个来自敌后根据地的领导人，正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展示自己的文化修养与政治气度。
遗憾的是，协定并没有带来持久和平。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谈判成果逐步被破坏。毛泽东此次重庆之行留下的，不仅是几场宴会上的机锋，更是共产党在全国舆论面前留下的一份政治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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