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报访谈丨发展新质生产力：路线不锁定 布局防内卷

——访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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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向地方和各类经营主体释放出怎样的鲜明信号？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又应当如何把握创新节奏、防范投资风险？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李海楠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外发布，部署五个方面19项重点举措。《意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对新质生产力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系统部署，为“十五五”时期培育新动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行动指引。

　　《意见》部署的19项举措，向地方和各类经营主体释放出怎样的鲜明信号？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又应当如何把握创新节奏、防范投资风险？对此，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晓明日前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指出，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地方和企业是发展主体，《意见》进一步明确了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逻辑关系。他建议，培育未来产业要尊重技术演进和产业成长规律，保持政策技术中性，不宜过早锁定技术路线；要辩证看待早期多主体、多路径探索，在壮大耐心资本的同时健全风险分担机制，依托重点创新区域梯度布局，避免“内卷式”竞争和投资泡沫化。

全要素生产率是核心标志

中国经济时报：《意见》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为五个方面之一，并把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明确为核心标志。从产业侧看，您认为，《意见》释放了怎样的鲜明信号？

王晓明：新质生产力的“新”和“质”，最终要体现在产业发展上，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从过去强调产业升级、产业高质量发展，到这次明确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意见》在传承中实现提升，进一步确立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关系。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是路径、是“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目标、是“果”；科技对产业的引领、赋能作用，最终都要落到全要素生产率上，进而体现为产业竞争力和发展质量的提升。

　　全要素生产率主要衡量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带来的增长。《意见》强调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意味着技术、数据特别是人才等新型要素作用将进一步凸显，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被摆在并重位置。

中国经济时报：对地方和企业这两类发展主体而言，《意见》将带来哪些可见的影响？

王晓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重要原则，企业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主体。《意见》是立足“十五五”、面向2035年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指引和顶层设计；地方和企业作为发展主体，要有新的发展方向和定位、新的要素支撑和组织方式、新的体制机制。

　　对内，要把科技创新和基础研究摆在更重要的位置，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加快布局，培育“第二增长曲线”。比如，国资央企“十五五”规划已首次专门增设科技创新规划，对提高基础研究投入、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提出明确要求，导向十分鲜明。

　　对外，市场将更多奖励创新主体，在估值、准入、场景培育上创造条件，技术、人才等要素市场随之完善。

技术路线不宜过早锁定

中国经济时报：《意见》部署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并强调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在您看来，“十五五”前期，哪些方向更可能率先从孵化期迈入成长期？

王晓明：《意见》给出6个未来产业的明确方向。它们目前还主要是方向和赛道，成熟度存在差异，体现梯次布局思路：量子科技、可控核聚变能技术准备周期更长；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大致居中；总体看，生物制造推进可能更快，但各方对这一判断不尽一致。

　　其中，具身智能产业属性强，近两年热度高，各方投入集中，近期有望跑得更快。但技术成熟不等于产业成熟，其后还有需求培育、场景开放、商业模式和产业链配套等大量工作。

中国经济时报：《意见》为什么特别强调“探索多元技术路线”？

王晓明：多元技术路线探索与产业成熟度直接相关。在主导技术路线收敛之前，政策最重要的是保持技术中性，不宜过早从政府层面锁定路线，而应更多尊重市场选择。

　　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特征，一旦过早锁定路线并伴随大规模重资产投入，倘若颠覆性技术后来居上完成替代，就会面临很高的沉没风险。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也曾经历纯电动、混合动力、氢燃料电池多路线并行探索，才逐步沉淀出主导路线，这一经验值得借鉴。

中国经济时报：实践中，未来产业容易导致地方和企业“一哄而上”，应当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王晓明：要辩证、两面地看。一方面，确实良莠不齐，一些缺乏技术积累的地区和企业也借机上马，遇到瓶颈又容易“一哄而散”；另一方面，在主导技术路线收敛之前，地方、企业等多主体、多路径探索，本身就是产业发展早期不可逾越的必要过程，不能简单否定。

　　需要进一步认清的是，国家规划管方向，早期鼓励多点开发、试错迭代具有客观必然性，关键是要在鼓励探索与防范风险间把握好度。

“人工智能+”赋能产业，风险分担护航创新

中国经济时报：《意见》要求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布局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试基地和高价值应用场景。您认为，当前“人工智能+”在产业落地中的主要卡点是什么？

王晓明：“人工智能+”包括加科研、加产业、加社会、加治理四个方面。人工智能是与电力、互联网同等级的通用技术，对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以大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技术突破仍在快速迭代，人工智能正从“外挂式”信息辅助转变为智能原生的产业逻辑底座，算力、数据成为底座型基础设施。我国产业体系完整、市场规模超大、应用场景丰富，这是突出优势；但大模型、芯片等核心领域对标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特别是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底座建设已迫在眉睫，成为制约模型能力和场景应用的关键。

　　下一步，需要国家层面系统推进核心技术攻关、新型基础设施和场景应用衔接，做到芯模协同、数模共振，同时发挥各类主体作用，以场景创新走出符合国情的路子。

中国经济时报：《意见》提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壮大耐心资本，同时强调防止泡沫化。风险分担机制应当如何理解和建立？

王晓明：从“建立投入增长机制”到增加“风险分担机制”，体现了政策设计更加理性。其中，风险分担有两层含义：一层是防范投资过热和泡沫；另一层也是更核心的一层，是推动金融体系开展适配创新经济的金融创新。

　　要知道，未来产业高不确定性与高潜在收益并存，金融机构要围绕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新装备研发中可量化、可承保的环节开发专门保险产品，同步发展金融租赁、科技信贷等服务。比如，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探索多家保险公司联保共保的创新保险机制，本身就是有益尝试。

　　只有金融体系识别和分担风险的能力提升了，支持未来产业的资本机制才能真正建立，形成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环境。

中国经济时报：在您看来，对新兴产业避免“内卷式”竞争应当如何破解？区域布局上又有哪些建议？

王晓明：光伏、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内卷式”竞争有历史成因。新兴产业起步阶段，地方政府是重要投资支持主体；企业投资失败可通过破产、重组出清，而政府投资使用财政资金，一旦失败面临退出难、追责难，加之技术判断不足、信息不对称和换届换岗，投资连续性难以保证。

　　对此，国家已在规范政府投资基金，特别是地级市以下政府主导的产业投资基金——越到基层，越缺乏技术判断和要素整合能力，跟风投资风险更高。

　　在区域布局上，应依托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武汉、合肥、西安、成渝等重点创新区域培育产业集群，形成先发带动后发的梯度格局；同时建议在山东、东北等国家级科创中心布局空白区域，选择沈阳等有基础、有潜力的城市做点状布局，完善全国创新版图。

总 监 制丨杨玉洋 车海刚

监 制丨陈 波 刘卫民

审 核丨周子勋 发 布丨张贵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