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岁，被父亲“送进”戒网瘾基地的159天：成年人的自由，谁有权剥夺？

深夜两点，湖北襄阳。31岁的付婧正在卧室熟睡，窗外的动静打破了寂静。四名陌生人员撬开窗户，强行将她从床上掳走。没有征得她本人同意，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书，她被带离了自己的家。

下达这一指令的，是她的父亲。起因是父亲刷到了“重庆赋苗青少年成长实践中心”的直播，认为女儿“沉迷网络”，需要“戒网治疗”。他先后缴纳了42000元学费和4500元路费，为女儿安排了一场为期4个月的封闭“改造”。

一个31岁的成年女性，主业文员，兼职游戏陪玩，就这样在毫无征兆的深夜，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截至今天，这起案件已于2026年10月10日在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付婧起诉涉事机构及教官索赔99900元。而重庆江津区公安局已对李某某等人涉嫌虐待被监护、看护人案立案侦查。

事实梳理：159天里发生了什么

在这159天的封闭“治疗”期间，付婧经历了什么？根据豫视频、潮新闻的报道，她因不愿食用偏凉的饭菜遭到教官殴打，伤情鉴定为轻微伤；当她试图绝食离开时，教官撬开她的嘴，强行灌入葡萄糖浆。全程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人身自由被完全限制。

庭审中，涉事机构认可了殴打事实，但辩称教官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仅愿意赔偿1.5万元。这一抗辩理由，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吗？

法律分析：三个关键的法律认知纠偏

第一，成年人的“监护”在法律上并不存在。付婧31岁，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十八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但这一义务随着子女成年而终止。父亲对31岁女儿的人身自由，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处分权。家长同意，不能成为机构限制成年人人身自由的合法依据。

第二，“职务行为”不是刑事犯罪的免责金牌。涉事机构辩称教官打人是“职务行为”，试图将责任推给机构。但需要厘清的是，在民事侵权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然而，在刑事领域，虐待被看护人、非法拘禁等犯罪行为，行为人个人必须承担刑事责任。“执行工作任务”不能成为暴力伤害他人的正当理由。目前警方以涉嫌虐待被监护、看护人案立案侦查，指向的正是具体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第三，家长与机构签订的合同，不能对抗成年人的自主意志。父亲与机构之间形成的是服务合同关系，但合同效力不能及于未同意的成年子女。机构依据与父亲的合同强行带走付婧并拘禁159天，已经涉嫌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的非法拘禁罪。律师指出，无论家长是否与机构签订合同，机构强行将成年公民带走并实施长时间拘禁的行为已经构成非法拘禁，不能以家长同意作为免责理由。

被忽略的盲区：为什么“戒网瘾”机构屡禁不止

这起事件并非孤例。过去多年，类似的戒网瘾机构违规拘禁、体罚成年人的乱象屡见报端。为什么这类机构能够长期存在？

从需求端看，部分家长面对成年子女的生活方式选择，产生了强烈的焦虑和控制冲动。他们愿意支付高额费用，将“不听话”的成年子女交给机构“改造”。从供给端看，这类机构往往以“青少年成长实践中心”等名义注册，打着“教育咨询”的旗号，实际从事封闭式“治疗”，游走在监管的灰色地带。

从法律适用看，如果机构没有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其“治疗”行为涉嫌非法行医；如果存在体罚、拘禁，则涉嫌刑事犯罪；如果存在虚假宣传，则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但实践中，由于受害者被隔绝外界、取证困难、家长不配合等原因，违法行为难以被及时发现和查处。

建设性视角：如果遇到类似情况，可以怎么做

对于读者而言，这起事件提供了可复用的行动参考。如果发现身边有人被类似机构非法拘禁或虐待，可以采取以下途径：

一是立即拨打110报警，明确说明有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要求警方出警解救。二是向当地检察机关申请立案监督，如果公安机关不予立案，可以要求检察机关介入监督。三是向卫生健康部门举报无资质从事医疗行为，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虚假宣传和超范围经营。四是保留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合同文本等证据，为后续民事诉讼做准备。五是联系当地妇联、残联或法律援助中心，获取专业法律支持。

结论升华：真正的爱，是尊重独立人格

这起案件最令人深思的地方，不在于一个父亲的焦虑，而在于一个成年人的自由被如此轻易地剥夺。付婧的父亲或许真心认为自己在“救”女儿，但他选择的方式，是将女儿交给了暴力与拘禁。真正的爱，不是以“为你好”为名的强制改造，而是尊重对方作为独立个体的选择权。

法律划定了自由的边界。31岁的成年人，有权决定自己如何生活，有权拒绝被“治疗”，有权不被撬窗掳走。这个案件的审理和立案侦查，正在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无论以什么名义，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审视和追究。

我们期待法院的公正判决，也期待相关部门对这类机构的监管整治能够进一步推进。更重要的是，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在法律的框架内，学会用尊重代替控制，用沟通代替强制。自由不是被“治疗”的病症，而是法律守护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