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亭外，古道边：我们都唱过《送别》，却未必读懂李叔同

今天10月13日。

1942年的今天，福建泉州一家养老院里，一个叫弘一的法师走了。走之前三天，他在一张废纸背面写了四个字——悲欣交集。

那是他留在人间的最后笔迹。

你可能不知道李叔同是谁。但你一定听过那首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对，就是他写的。

这首歌，中国人唱了一百多年。学校音乐课教，电影里放，朋友聚会喝大了，也有人站起来吼两嗓子。李叔同一辈子写了七十多首歌，就这一首，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不会唱。

但歌你会唱，这个人，你未必读得懂。

我说几件事，你感受一下。

《送别》这曲子，根本不是中国的。它最早是一首美国歌，叫《梦见家和母亲》，作者是个叫奥德威的美国人，正经职业是外科医生，在葛底斯堡战场救过伤兵。这歌在美国没传开，反倒漂洋过海到了日本。日本人填了日文词，叫《旅愁》。1907年，李叔同正在日本留学，听到这歌，喜欢得不行。后来回国教书，就把曲调拿来，填上了中文词。

一首美国歌，传到日本，被一个想家的日本教师填了词，又被一个中国留学生带回中国，填上中文词，最后成了中国人唱了一百年的离别之歌。

这事儿本身，就够传奇的。

但李叔同这个人，比这歌传奇一百倍。

1880年，他出生在天津一个巨富之家。父亲是进士，辞官后继承盐业和银钱业，天津最大的盐商，家财万贯，人称“李善人”。李叔同出生那年，他爹68岁，他是第五个姨太太生的。五岁那年，父亲去世。

这孩子天分极高。七岁熟读《文选》，写得一手好书法，被人叫“神童”。十五岁，他写了两句诗——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

你听听，十五岁的孩子，写出来的东西是这个调子。

后来他到上海，风流倜傥，出入青楼，跟名伶名妓交往。他迷上一个叫杨翠喜的梆子坤伶，每天晚上去捧场，散戏后提着灯笼送她回家。跟上海诗妓李苹香也有过一段情，相识相往六年。

标准的旧时代才子做派。

1905年，他母亲去世。这件事把他打懵了。他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李哀”。一个人名字里放一个“哀”字，你想想他心里什么滋味。

同年，他东渡日本留学。考进东京上野美术学校西画科，兼修钢琴和作曲。

到了日本，他干了件惊天动地的事。

1907年，他跟几个留日学友组织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搞了一场义演，剧目是小仲马的《茶花女》。当时话剧在中国刚起步，没有女演员，李叔同亲自上阵，反串出演茶花女玛格丽特。

他为了这个角色，把留了好久的小胡子剃了，演出前几天开始节食，好让腰身更苗条，还花重金做了好几身女式礼服。

这次演出轰动了。史学界一般把春柳社的这两次公演，视作中国话剧的开端。

他还在日本创办了《音乐小杂志》，中国第一份传播西方音乐的刊物。他是中国第一个把西洋画引入课堂的人，第一个在国内开设裸体写生课的老师，第一个用五线谱教音乐的人。

一个人，在音乐、美术、话剧、书法、金石这些领域，全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

丰子恺评价他老师：“文化艺术的园地，差不多都被他走遍了。”

1910年回国，他带回了一个日本妻子，叫诚子。原本是他的模特。

回国后他在天津执教，后来到杭州，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音乐和图画。培养了两个学生，一个叫丰子恺，一个叫刘质平。

这个时候的李叔同，有才华，有名望，有家庭，有学生，在最好的年纪做着最有意义的事。按照正常轨迹走下去，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和教育家，桃李满天下，名利双收。

但他没按这个轨迹走。

1916年秋天，他在好朋友夏丏尊那儿看到一篇文章，叫《断食的修养方法》，说断食能产生伟大的精神力量。李叔同看了之后，决心一试。

那年寒假，他跑到杭州虎跑寺去断食，前后试验了三周。断食之后，他觉得自己有脱胎换骨之感，取老子“能婴儿乎”之意，把自己改名叫李婴。

从“李哀”到“李婴”。你品品这个变化。

1918年春节，他到虎跑定慧寺习静听法，拜了悟和尚为师，成了在家弟子，取名演音，字弘一。同年暑假，他把所有书籍字画衣物全部分赠给朋友和学生。8月19日，他在定慧寺正式剃度出家。

事先没有告诉天津的妻子和两个儿子。

他的日本妻子诚子当时住在上海，听到消息后，从上海赶到杭州，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想要见他一面。

她寻遍了杭州的庙宇，终于在虎跑寺找到了他。但弘一法师不肯见她。她绕着房子哭，最终也没有见到，只好离去。

一个日本女人，跟着一个中国男人漂洋过海来到异国他乡，为他生儿育女，忽然有一天，这个男人就消失了，剃度出家了，连最后一面都不肯见。

李叔同出家前给诚子留了一封信。信里是这么写的：

“关于我决定出家之事，在身边一切事务上我已向相关之人交代清楚。上回与你谈过，想必你已了解我出家一事，是早晚的问题罢了……对你来讲硬是要接受失去一个与你关系至深之人的痛苦与绝望，这样的心情我了解。但你是不平凡的，请吞下这苦酒，然后撑着去过日子吧。我想你的体内住着的不是一个庸俗、怯懦的灵魂。愿佛力加被，能助你度过这段难挨的日子。”

“吞下这苦酒，然后撑着去过日子吧。”

这话说得，真狠。真李叔同。

很多人不理解他为什么出家。好好的一个人，才华盖世，家庭美满，怎么忽然就去做和尚了？

根本的原因是，这个人在世俗中把什么都做到了极致。艺术的极致，才华的极致，风流的极致，他都体验过了。当一个人把所有的事都做透了，他自然会问一个问题：然后呢？

然后他就去找答案了。

出家之后的弘一法师，修的是一条极苦的路。他修的是南山律宗，佛教里最讲究戒律的那一派。他的生活变成了什么样？“非佛经不书，非佛事不做，非佛语不说。”不做住持，不开大座，谢绝一切名闻利养，以戒为师，粗茶淡饭，过午不食。每天只吃早午两餐，过了中午就不再进食。衣服不超过三件，冬天也是如此。

一个曾经锦衣玉食的富家公子，到后来全部家当就一副担子就能挑走。

弘一法师在佛学上最大的贡献，是研究《四分律》，写出了大量律学著作，让失传八百年的南山律宗重新复兴。佛界供奉他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世祖”。

一个在世俗中做到顶尖的人，出了家，依然做到了顶尖。

张爱玲那么高傲的一个人，说过一句话：“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1927年，弘一法师跟学生丰子恺商量了一件大事。他们要合作一套画集，叫《护生画集》，丰子恺画画，弘一法师配诗写字，目的是“以画说法”，劝人护生——爱护生命，不要杀生。

他们约定，从弘一法师50岁开始，每十年出一集，分别是50幅、60幅、70幅、80幅、90幅、100幅，跟弘一法师的年龄同长。

弘一法师1942年就圆寂了。但丰子恺没有忘记这个约定。老师不在了，他仍然一集一集地画，一直画到第六集，一共450幅画。

他说过一句话：“世寿所许，定当遵嘱。”

这就是师生之间的情谊。一个人答应了老师的事，哪怕老师已经不在了，他也要做到底。

1942年10月，弘一法师住在泉州温陵养老院。那个时候抗日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国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10月10日，双十节那天，他在一张用过的草稿纸背面，写下了四个字——“悲欣交集”。

三天后，10月13日晚上八点，他沐浴更衣完毕，在念佛声中保持吉祥卧姿，安详圆寂。留下了500多颗舍利子。

“悲欣交集”这四个字，怎么理解？

有人说，“悲”是悲悯众生，大师往生的时候，日寇侵略中国，生灵涂炭，他对民众无限悲悯。“欣”是自己终于解脱了，修成正果了。

也有人说，这是整个生命的浓缩。一个人，从天津盐商家的富家公子，到上海滩上的风流才子，到日本东京的留学生，到浙江一师的李老师，到虎跑寺的弘一法师——他这一辈子，经历了极致的繁华，也经历了极致的清寂。站在生命的尽头回头看，所有的一切都汇成了这四个字。

悲和欣，本来就是人生的一体两面。你越是活得深刻，越能同时感受到悲和欣。

一个麻木的人，既不悲也不欣。一个浅薄的人，只有欣没有悲。只有那些把生命燃烧到极致的人，才能同时体验到这两种情感的交集。

我们再回到《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这歌你唱了一辈子，但你今天再唱，感觉应该不一样了。

写这歌的人，送过名伶杨翠喜，送过诗妓李苹香，送过母亲，送过日本妻子诚子，送过他在浙江一师的学生们，最后送走了他自己。

送走了红尘中的那个李叔同，留下了佛门中的弘一法师。

他的每一次离别，都比上一次更深。从“李哀”到“李婴”，从“李婴”到“弘一”，从“弘一”到“悲欣交集”。他的人生就是一连串的送别——送别爱情，送别亲情，送别艺术，送别名望，送别红尘，最后送别生命本身。

但他每一次送别，都不是简单的放弃，而是一种往更深处的抵达。

丰子恺评价他老师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敬仰弘一大师，是因为他是一个像人的人。”

什么叫“像人的人”？就是活出了人应该有的样子。不装，不假，不敷衍，不将就。在每一个阶段都认认真真地活着，在该风流的时候风流，在该认真的时候认真，在该放下的时候放下。

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太忙了。忙着赚钱，忙着出名，忙着刷手机，忙着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

但李叔同告诉我们，人生可以有不同的活法。你可以拥有很多东西，你也可以什么都不拥有。你可以被所有人认识，你也可以被所有人忘记。

最重要的是，你得知道自己是谁，你想去哪里。

《送别》这首歌，我们唱了一百年。但李叔同这个人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首《送别》。

他送走了一切，也成就了一切。

他出家前给诚子的那封信里还有一句话：

“但愿我们都能在佛法中再见。”

这句话，可能不只是对诚子说的。

也是对你，对我，对所有在红尘中奔波的人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