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三年。
北京，城南，一条老胡同。
出胡同口往东是个三角地，长着一棵老槐树，树底下支着个烟摊。烟摊是一块长木板搭在两只木箱子上，左半边码烟，右半边摆火柴、信封、邮票，木板底下塞着一只木匣子，四角磨得发亮。
摆摊的老头姓关，那年整八十，胡同里从小叫到老，都叫关爷。
九月里一个下午，摊前站了两个人。
“老头，这地界摆摊，一个月二十。”
关爷手里捏着块布，正擦烟盒上的浮土，手没停。“我在这儿摆了十九年。”
“十九年也是这个规矩。这块地从街道上接过来的，谁在门口摆摊都得掏个占地钱。”
“我一天卖不出两包烟。”
“那是您的事。”前头那个往前探了探身子，“三天后我们再来。”
两个人走了。关爷把布往肩上一搭，坐下，接着擦烟盒。
“火柴两毛一盒，一块二一包的烟走得最快。”树下没有人，他自己念叨，把布叠好搭在木板边上，“信封八分，邮票两毛。一天进项十来块，刨掉本钱够割二斤肉，剩下的攒着给我孙子交学费。”
第三天来了三个人。领头的蹲下去，把木匣子盖掀开看了一眼，也没数，又扣回去，没扣严。
“七天。”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七天以后，这地界就没您的位置了。”
“我要是还想摆呢？”
“那就得交钱。”
“一个月二十，我一天挣不出二斤肉来。”
“那不是我们的事。”那人回头笑了笑，“您这块地方，好几个人盯着呢。”
关爷没再说话。那三个人走远了，他才伸手把匣子盖按了两下，按平了。
那天傍晚，加代来了。
他从东边过来，手里拎着一个纸袋。走到摊前先弯腰把那只匣子盖拿起来看了看，盖子边上多了一道新印子，像是被人拿指甲抠的。
“关爷。”
“哎，加代。”关爷笑起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加代把纸袋放在木板边上，说这是顺路带的一点儿心。
“你看你。”关爷把纸袋往摊里挪了挪，“你有这份心，我就知足了。”
两个人在槐树底下站着。加代看着那道印子，没走。
“关爷，摊子有事？”
关爷手上的布停了一下。“没事。”
“我听说有人来收钱。”
“咳。”关爷笑了一声，“加代啊，我这把年纪了，值不当。”
加代没接话。
“你那盒火柴两毛钱，你放了一毛六。”关爷说。
“嗯。”
“你在南边那些年，我知道。”关爷把布抖开，慢慢叠，“那年你在里面那半年，保人栏上签字的是我。东西你送过多少回了，我一回没要，不是我跟你生分。人活到八十，能自己站着，就是福气。你替我出这个头，我夜里睡不着。”
加代把要说的话咽回去了。
“你不舒坦，我也知道，你忍一忍就过去了。”关爷把叠好的布搭在木板边上，“我这摊子十九年，一天两包烟就够活。我要是为了这二十块钱，让你跟人动了手，回头你在南边那摊子买卖出了岔子，我死了都闭不上眼。”
加代伸手从木板右半边拿了一盒火柴，抽出两根，划着，点上烟。他把火柴盒塞进夹克兜里，又从兜里摸出两毛钱，压在邮票底下。
“你给钱干什么。”关爷把两毛钱往外推。
“关爷，您甭管了。”
加代说完就走了。
第二天一早，他去了冯大爷家。
冯大爷七十六，退休前在副食店管过库房。加代进门把事说了，说得很短。
“冯大爷，我想请您和邹大爷、李家那口子，一块儿去西头跟二奎说一声。东西我置办，话您说，我人在门外等着。”
冯大爷把烟袋往桌上一搁：“加代，这话我可以去说。可我先跟你说一句，二奎是收这片占地钱的，他不是胡同里长大的，他不吃面子。”
“我知道。”
“那你图什么？”
“图这条胡同里的人都听着。”
“成。”冯大爷站起来，“我这就去叫人。”
那天下午三点，冯大爷、邹大爷，还有李家那口子，三个人去了二奎的院子，马三跟在后头，手里拎着两条烟、两瓶二锅头。院子在胡同西边，青砖墙，门口停着一辆白色的面包车，车头朝着墙。
二奎从正屋出来，给三个人让座，还叫人倒了水。
“冯大爷，您几位来，我担不起。”二奎坐下，“关爷摊上那两回，人是我的。这块地是我接的，一个月二十，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往后这条胡同得有个章程。”
“二奎，”冯大爷说，“关爷八十了，那半尺地方他摆了十九年。”
“十九年也得有个数。”
“他要是不交呢？”
“那我就得照我的法子来。”二奎端起杯喝了口水，“冯大爷，您别觉得我横。这条胡同口一天停多少车您比我清楚，一块地空着就是钱，我接过来，就得有个规矩。”
马三把东西往前挪了挪，陪着笑：“二奎哥，我们老板说了，这钱他出。一个月二十，一年二百四，他先给您垫两年的。”
“不是钱的事。”二奎摆了摆手，“是这条胡同得有个规矩。”
“这话我记住了。”
“你记住没用。”
三个人回来的时候，冯大爷在槐树底下站了一会儿，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
第五天夜里下了一场雨。两个人摸到槐树底下，把烟摊的木板一掀。烟、火柴、信封撒了一地，木匣子骨碌碌滚到马路边上。
关爷被外头的动静惊醒，披着褂子出来，手里拎着马扎。
“你们干什么！”
没人答他。他举着马扎往前拦，一个人侧身一让，拿肩膀把他往墙上蹭。关爷的右手背在砖墙上刮过去，掉了一块皮，雨水一浇，火辣辣地疼。
前后不到三分钟，人走了。关爷蹲在地上捡烟，一地的烟泡了水，捏一把，是软的。
天蒙蒙亮，马三到了摊前，摊子空着。他在胡同口问一个过路的：“关爷人呢？”
“让人扶着往西去了，进的是二奎那个院子。”
加代赶到的时候，天快黑了。
关爷坐在院里的一个小板凳上，右手一直攥着，手腕上勒出两道红印子，是夜里被人攥住往一张纸上摁了两下摁的。那张纸上有字，关爷不认得几个，只知道上头有自己的手印。他那只攥了一辈子东西的手，指头是红的。
加代站在院门口，把这只手看完了，没进去，也没出声。
二奎招呼他进屋坐，给他倒了一杯茶。
“加代哥，久仰。”二奎坐下，“关爷这事，我知道您是听说了。我这不是欺负人。这片地是我从街道上接来的，一年交多少钱，您一打听就知道。”
“什么时候接的？”
“去年年底。您别问接之前的事，地空着，接过来就是有主的。”二奎笑了笑。
加代端起茶杯，没喝，放回桌上。
“那张纸撕了。”
“撕不了。”二奎摆摆手，“关爷按了手印，就不算我逼他。他愿意一个月掏二十，白纸黑字搁在这儿，往后谁问起这块地是谁的，我这儿有凭据。您说是不是这个理？”
加代站起来。
“加代哥，慢走。”二奎在后头说了一句。
加代没回头。他走到院里那台阶上头，身后有人推了他一把。那一把不算重，可台阶上有水。他往前一扑，右肩膀撞在门框的棱上，那半条胳膊当时就木了。他扶着门框站直。
回到车上，他左手搭在方向盘上，右手抬了两次，没抬起来。后来这半条胳膊有半个月抬不过肩膀，晚上睡觉只能朝左边侧着。
一峰跑了两天半回来，站在窗台边上一条一条往外说。
“那块地他跟街道有字据吗？”马三问。
“没有。那年头胡同里的空地归房管所和街道两头管，谁想占着收钱，得有个名目。二奎给自己找的名目，是替街道看着不让人乱倒渣土。”
“他交钱了吗？”
“一年一分没交，就是隔三差五给街口那个临时看门的老头递一条烟。”
“街道那边怎么说？”
“加代让人去打过招呼，回话就一句，说这事他们知道了。”
“六个人，四个住西口那个大杂院，两个住市场后头的平房。一个人一个月一百二。”
“谁给他们发？”马三问。
“二奎。六个人一个月七百二的开销。”
“他收的占地钱才三百二，剩下的从哪儿出？”
“西口那片空地，他划了十来个停车位，一天停十几辆车，一辆两块。”
“这钱他收了几个月？”
“从去年年底接那块地算起，七个月。”
马三又跑了一圈，问出胡同里另外三家摊子：修鞋的老韩，剃头的老邹，卖早点的一对夫妻。一家一个月十五，也交了七个月。
九月二十六号下午，人都到了三角地边上。马三贴着烟摊小声说：“车从西口进来了。”
“车上几个？”丁建问。
“两个。跟着的六个都在附近，左边三个，右边三个。”
“东口谁堵着？”
“远刚的车横在胡同外面，占半个车宽。”
天擦黑的时候，二奎那辆白面包车挪到三角地，前面几步就是老槐树，停下了。
加代站在烟摊旁边。
车一停，二奎的人就上来了。左边三个从胡同西头抄过来，右边三个从槐树后头绕出来。人还没到跟前，丁建已经带着人把胡同另一头堵上了。
两边在空地上撞在一块儿。
有人被按在槐树根上，后脑磕在树皮上，闷闷地响了一声。马三在车门边上跟人拉扯，胸口挨了一肘，退两步又上去。一峰从后头把一个人抱住，两个人一块儿栽进土里，滚了一身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