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哈佛到日本东京的一声“番邦”

作者：蒋丰 来源：日本华侨报

2026年10月10日傍晚，在东京华侨总会参加“东京票房”京剧《四郎探母》的演出庆功会。酒酣耳热之际，我忽然想起外祖父、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家杨联陞先生生前喜欢使用的一个词汇——“番邦”。

说起来，这个词很有些年头了。今天人们讲国际化、全球化，讲跨文化交流，很少有人再把外国叫作“番邦”。可是，外祖父偏偏喜欢这两个字，而且说得十分风趣。

记得1974年，外祖父回国探亲，见到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先生。周先生关心他的身体，劝他生病少服西药。外祖父听后，随口答道：“在番邦只好服番药。”

好一个“番邦只好服番药”！这句话让我每次想起来都忍不住发笑。一个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数十年的中国大学者，当然知道西药与中药的区别，更知道现代世界不应简单地分成中国与番邦。然而，他偏偏用如此老派的语言，讲出如此现代的生活处境。几个字，既有中国旧文人的机智，又有海外游子的自嘲。

这可不是一个不懂外国的中国人在说外国，而是一个深谙西方学术的中国人在拿外国开玩笑。

外祖父对“番邦”一类词汇的兴趣，并不只是说说笑笑。1965年，他参加费正清主持的中国世界秩序专题讨论会，曾经专门讨论“蕃”、“番”、“藩”三个字的用法与区别。到了晚年，他在《国史探微》自序中还念念不忘此事。

这便有意思了。同样几个字，在书房里是严肃的历史考证，到了饭桌上，便成了信手拈来的幽默。

外祖父1977年再次回国，我父亲蒋震曾陪他到洛阳、西安旅游，他其间写过一首诗，开头便是：“居夷垂老到中原，最喜河山换旧颜。”这次是在“番邦”之外，又来了一个“居夷”。

1977年9月12日，外祖父在给他的女儿、我的母亲杨忠平的信中写道：我这个失落番邦的教书匠，接触面广一些，将来或有可备顾问之处。”这是他又一次说到“番邦”。

值得玩味的是，这种语言习惯并没有妨碍杨联陞先生成为杰出的国际学者。相反，他既能够用英文研究中国历史，又能够在中国传统语汇中找到表达自己生活境遇的乐趣。

但是，10月10日晚上真正让我心头一动的，还不是这些往事，而是《四郎探母》。

因为，外祖父不仅喜欢京剧，而且是一位颇有造诣的老生票友。早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期间，他便与赵荣琛等五位同学组成国剧研习班，专门学习京剧。他酷爱言派老生，为了排演《四郎探母》，甚至坐在吉祥戏院头排，拿着小本子记录言菊朋的唱念做派。”

更巧的是，1965年，美国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记下一场令人难忘的聚会。那一天，黄仁宇与杨联陞、刘子健等人，在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家中吃饭。饭后，几位中国学者来了兴致，唱起京剧。何炳棣唱《霸王别姬》，刘子健唱《四郎探母》。外祖父听得动情，忽然说出一句话：“我们为中国的母亲同声一哭！”

我读到这段往事，真是感慨万千。几位研究中国历史的大学者，平日里满口学术理论，动辄考证千年史事。可是，到了晚上，酒足饭饱，一曲京剧唱起来，学者也变成了游子，历史也变成了家事。

尤其是《四郎探母》，唱的恰恰就是一个远在异邦的中国男人思念母亲的故事。

杨四郎在辽邦十五年，做了驸马，享尽荣华富贵，却忘不了白发苍苍的佘太君。世间最难解释的事情，大概就在这里：一个人可以习惯异乡的生活，却未必能够割断故乡的牵挂。

外祖父他们当年在美国唱《四郎探母》，与我们“东京票房”的票友在东京唱《四郎探母》，相隔六十一年，横跨太平洋两岸，却有着某种奇妙的相似。

当然，时代早已不同。外祖父那一代海外中国学人，经历战争、政局变迁和长期分离，故乡有时近在梦中，却远在现实之外。我们今天生活在日本，往来中国方便得多，通信、视频更是随时可通。所谓异国生活，早已不是京剧中的关山阻隔。

但文化上的乡愁，未必会随着交通便利而自动消失。我在日本已经生活三十八年。东京的街道、电车、四季风物，早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可是一群华侨华人聚在一起，唱起中国京剧，谈起杨家将，仿佛又有一条看不见的线，将我们牵回中国历史深处。

更妙的是，京剧《四郎探母》本身就没有把“番邦”写成一个完全没有人情味的地方。

铁镜公主是辽邦女子，却深明人伦，通情达理。她帮助杨四郎盗令出关，成全丈夫探望母亲的心愿。论身份，她是“番邦公主”；论人情，她反而是全剧最令人喜爱的人物之一。而我呢，这次在《四郎探母》中饰演“大国舅”，也成了一个“番邦之人”。

一个“番邦”故事，最后讲的却是超越国界的夫妻情分与母子亲情。这大概也是中国京剧有意思的地方。台上唱着宋辽交兵，台下听到的却是人之常情。

回头再想外祖父当年那句“在番邦只好服番药”，便觉得其中不只有幽默，还有一种从容。

他能在哈佛大学研究中国，也能在美国朋友家中听《四郎探母》听得动情；他能认真考辨“番”、“蕃”、“藩”的历史含义，也能把“番邦”挂在嘴边，说成一则笑话。这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知识分子。

当年的哈佛，今日的东京；当年的学者雅集，今日的华侨票房。隔着六十一年，竟然让一出京剧牵在了一起。历史有时就是如此奇妙。中国人走得再远，也会把自己的语言、戏曲、饮食、笑话和记忆带在身边。走着走着，番邦里有了中国的戏台；唱着唱着，中国的乡音又回到了耳边。

我甚至觉得，10月10日那场庆功会，要是外祖父能够参加，大概会比谁都高兴。毕竟，能够在东京这个昔日中国人所称的“番邦”里，听一出《四郎探母》，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一位老京剧票友开心的呢？

可惜，我已经没有机会听他再说一遍“番邦”了。幸好，京剧还在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