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审查第二批特赦名单后，执意加入李仙洲，特赦当天对方3次痛哭

1960年11月，第二批特赦战犯名单送到周恩来手上。他逐行看完，忽然问了一句：“李仙洲呢？”

工作人员解释，莱芜战役我方伤亡不小，这个人争议大，这次没列进去。周恩来把名单放下，说了一番话，大意是：这个人我了解，他在黄埔是我的学生。忻口会战打过，武汉保卫战也上过，抗日战场上是真刀真枪拼过的。莱芜那仗是奉命行事，被围之后也没顽抗到底。更关键的是，他在功德林十三年，改造是认真的。

名单重拟，李仙洲的名字加了进去。

这个山东老头是谁

李仙洲，1894年出生在山东长清一户贫农家里，父亲早逝，母亲靠纺线织布把他拉扯大。1924年，已经三十岁的他做了一个在旁人看来有些疯的决定——抛妻别子，独自从山东跑到广州考黄埔军校。编入第一期，同学里有蒋先云、陈赓、胡宗南，他年纪最大，大家叫他“李大哥”。

在黄埔，他第一次见到了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二十六岁的周主任讲课不拿稿子，讲帝国主义如何欺压中国，台下学生热血沸腾。李仙洲后来多次说，那是他一生信仰被点燃的时刻。

毕业以后他打仗是真拼。东征北伐一路往上冲，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在南口、忻口、徐州、武汉、枣宜等十二次大规模会战中跟日军硬碰硬。忻口会战时他被日军子弹击中，医生都说穿胸伤一般当时就没命了，他的子弹偏偏是在呼气时心脏和肺收缩的一瞬间打穿的，只伤了皮肉，属于奇迹。

但历史的悲剧往往就在这里——一个曾经为国奋战的人，因为站错了队，最终以俘虏的身份走完了戎马生涯的最后一页。

1947年2月，莱芜。蒋介石集结三十一万兵力，李仙洲指挥北线三个军从胶济铁路南下，配合南线完成对华东野战军的包围。结果三天之内，六万大军被华野打光。李仙洲化妆成普通士兵混在俘虏里，本来已经蒙混过关，因为一个七八岁小孩无意中说了一句话，他又被重新抓了回去。

改造十三年，真正让他服气的是两件事

被送进功德林以后，李仙洲不是没有抗拒过。真正让他态度转变的，是两件事。

一是朝鲜战场志愿军把美军从鸭绿江打回了三八线。美军多强他心里清楚，看到这个消息，他震惊了。二是老家来信说，政府给他家分了地，把他年迈的母亲送进了养老院，照顾得很好。他捧着信手抖了半天——自己蹲在功德林里，是昔日的“对手”在替他尽孝。

那晚他主动找管教干部，把心里话全倒了出来，一边说一边哭。从那以后他像换了个人。

三次痛哭

1960年11月28日，特赦宣布。

功德林里，广播念出第二批特赦名单，李仙洲支起耳朵听完，没有自己。窝头掉在地上，他苦笑着弯腰去捡。就在这一刻，管教干部跑进来喊他名字。

第一次哭，是听到“特赦”两个字，他知道自己从战犯身份里走出来了。当着所有人的面，这个六十六岁的山东老汉放声大哭。

第二次哭，是有人把周恩来亲笔加名单的事告诉他。他老泪纵横——原来那位老师还记得他。

第三次哭，是春节前后周恩来在中南海设宴招待留京的黄埔师生。李仙洲远远站着不敢靠近，周恩来一转身看见他，快步走过来主动伸出了手。李仙洲喊了一声“周主任”，眼泪就下来了，浑身发抖。

三次痛哭，哭出了一个老兵压在心底十三年的全部情绪。

那支红笔的分量

后来李仙洲见到周恩来，问了一个困扰他十三年的问题：莱芜战役时，46军军长韩练成突围前一天说要推迟行动，第二天人就不见了，到底怎么回事？周恩来告诉他，韩练成同志现在在北京，你们可以见一面。

见了面，韩练成第一句话就是：“当年的事，我对不住你。”他告诉李仙洲，自己早就是中共的人了，战役前就跟陈毅有联系。战役打到关键时刻，陈毅给了他两个选择：阵前起义，或者离开部队。他选择了离开，由地下党安排隐蔽起来。

李仙洲静静听完，放下茶杯说了一句：“我不怪你。各为其主，你做了你该做的事。”停了一下又说：“其实我还得谢谢你。要是当时硬打下去，我可能就死在战场上了。就算不死，跟着去台湾，这辈子也回不来，更见不到总理，没有今天了。”

周恩来加进名单的那支红笔，掂得出几层分量。一是给所有黄埔旧部发了个信号：师生情分没有丢。二是给海峡对岸那些观望的人看：改造认真的真能出来，出来之后有地方去、有事情做。而最深的意味在于，一个人在历史的节点上站错了队，付出了十三年代价，但只要真心认错、踏实改造，就可以被重新看见、重新拉回来。

晚年的李仙洲回山东，乡亲们敲锣打鼓接他。他去母亲坟前跪着哭了一场，六十六岁的老头像终于回了家的孩子。后来他当了全国政协委员，写了《莱芜战役始末》，把自己最惨的败仗原原本本写出来，不回避不粉饰。

1988年10月22日，李仙洲在济南去世，享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