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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着急访华,王毅把对话地点改在大同,是要告诉马克龙一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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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紧急抵达中国,王毅在10月10日把第二十八次中法战略对话地点选在山西大同。

布鲁塞尔还在推进针对中国电动车的加税措施,法国核心幕僚却急匆匆飞来商谈经贸与科技合作。

大家看看法国政府当前的财务报告,就会明白爱丽舍宫为什么坐不住了。

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法国公共债务总额已经达到了3.536万亿欧元,直接占到了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17.5%。

仅仅在今年前三个月的时间里,法国的新增债务就多出了756亿欧元。

在整个欧元区范围内,法国的负债比率已经冲到了最高的一批国家行列,几乎达到了欧盟设定的60%上限标准的整整两倍。

不仅债务规模失控,法国的财政赤字同样严重超标。

法国去年的财政赤字率达到了5.1%,远远超过了欧盟规定的3%警戒线。

到了今年,多家国际权威机构将法国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了0.9%,而法国国内的物价指数却在持续上涨。

这几个冷冰冰的数据摆在眼前,说明法国政府账面上的资金极度短缺,借债的成本正在变得越来越昂贵。

造成这种财政恶果的原因非常明确。法国这些年的工业制造业不断萎缩,经济增长速度极其缓慢,然而内部的社会福利支出却居高不下。



伴随着欧洲央行前几年连续提高基准利率,法国政府为了维持运转而发行国债,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金额一年比一年庞大。

去年秋天法国国内围绕财政预算案爆发激烈争议,内阁甚至一度出现执政危机,国际资本市场对法国的财政偿付能力产生了严重怀疑。

在这种沉重的财务重压之下,法国政客根本没有继续对抗的资本。

一个严重依赖借新债来偿还旧债的国家,最恐惧的就是国际金融机构对其主权信用进行降级。

一旦信用评级下调,借贷利率就会迅速攀升,政府的财政赤字就会进一步扩大,这必然会导致公共财政彻底失控。

法国虽然是西方主要经济体,综合实力远强于过去的重债国,但如果财政收支持续失衡,其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同样无法承受。



因此博纳这次专程飞往中国,首要诉求就是寻求实质性的经贸合作。

法国政府急切需要寻找能够提供稳定投资、采购订单以及巨大消费能力的国际伙伴,从而向本国企业和选民展示经济增长的前景。

中国作为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拥有全球最庞大的消费市场和最完整的工业制造体系,是法国根本无法避开的关键合作对象。

在自身财政极度吃紧的现实面前,任何理性的决策者都绝不可能主动把如此巨大的合作市场推向对立面。

除了财政层面的巨大亏空,法国在对外贸易领域的损失更加直接。

此前布鲁塞尔在外部势力的鼓动下,执意对中国出口的电动汽车加征高额关税,试图通过行政壁垒把中国优质工业产品阻挡在欧洲大门之外。



然而市场规律不会因为单边关税而改变,中国制造的混合动力汽车凭借扎实的技术和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在欧洲市场销量持续大幅攀升。

布鲁塞尔甚至要求中方接受自愿限制出口的条件,结果被中方当场严词拒绝。

西方政客只顾推行保护主义,却忽视了挑起贸易争端的严重后果。

中方依法依规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白兰地等产品实施反倾销措施,直接对法国的传统优势行业造成了沉重打击。

权威统计数据显示,法国干邑白兰地的整体销量,已经从2023年的2.3亿瓶一路下跌到了1.4亿瓶,直接少卖了整整9000万瓶。

这种断崖式的销量下跌,直接波及了法国本土的葡萄种植农户、酿造酒庄、玻璃包装工厂以及物流运输企业。



轩尼诗等法国知名酒企的工人因为订单锐减,此前在法国境内多次走上街头举行抗议活动。

葡萄酒、高级化妆品、时尚奢侈品、冷冻猪肉以及乳制品,全部是法国对华出口的支柱产品。

一旦中方在经贸领域采取合理合法的反制行动,首先承受实际经济损失的是法国基层的农户、产业工人和品牌企业,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空谈意识形态的布鲁塞尔官僚。

法国工业界和商界对这种破坏贸易的行为极其不满。

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正式问卷调查报告显示,有三分之一的在华受访欧洲企业明确发出警告,如果中欧贸易谈判无法达成实质性成果,欧洲企业的在华业务将遭受不可逆转的巨大冲击。



空客公司以及法国雷诺等大型制造企业,均公开呼吁政府维护同中国的合作关系,坚决反对把双边经贸通道彻底切断。

此前中国集中签署了采购上百架空客客机的大型商业合同,为法国的航空工业提供了实打实的巨额收入。

面对本土产业界的巨大抗议声浪,博纳在这次与中方的正式战略对话中,做出了极其清晰的正式表态。

博纳在会谈中明确表示:“欧方不愿同中方打贸易战,不寻求对华脱钩,愿作中方可信、可靠的伙伴,以平衡与合作定义欧中关系,以信任和契约精神实现共同发展。”

博纳还进一步作出承诺:“法方将继续为中国企业赴法投资提供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这番表态清楚表明,面对企业面临的实际困难,法国高层不得不正视现实,承认对抗解决不了任何产业问题。



在这一连串经济事实的基础之上,王毅把这次战略对话的地点定在山西大同,展现了极高的智慧。

长期以来,中法战略对话大多在两国的首都举行,此前第二十六次战略对话就是在北京举行。

这次中方把对话会场专门安排在山西大同,背后蕴含着极其深刻的历史依据与现实信号。

博纳在战略对话开始的时候,主动提及了这段重要的外交历史。

博纳当面对王毅明确表示:“法中友谊积淀深厚,1973年首位访华的法总统到访大同,留下两国关系一段佳话。”

博纳在现场郑重声明:“法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这一点不会有任何改变。”这番原话直接确认了中法两国高层交往的历史渊源,也体现了法方对两国传统共识的再确认。



回顾历史事实,1973年9月,时任法国总统蓬皮杜对中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并专程参访了大同云冈石窟。

蓬皮杜是中法建交之后第一位访问新中国的法国国家元首,更是冷战时期整个西欧国家第一位踏上中国土地的在任国家元首。

当时美苏两大阵营冷战对峙,国际形势极度严峻复杂。

蓬皮杜结束访华回国之后,对中国驻法大使明确强调:两国都酷爱独立,决不屈服于任何人,这是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



更早的1964年,法国戴高乐将军顶住整个西方阵营的重重压力,在西方大国中率先决定同新中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依靠的就是独立自主的战略判断。

中方这次把会谈地点选在大同,就是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提醒爱丽舍宫,中法关系的核心根基,就在于法国敢于摆脱外部势力的操控,真正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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