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黑龙江农垦局下属农场,泥路深陷,车辆一路颠簸。78岁的于若木没有留在局里听汇报,而是坚持赶到现场。她想弄清楚,那些患病职工为何集中出现冠心病等问题。
随行人员劝她:“路太难走,听汇报也一样。”于若木摇头回答:“不到现场,就很难知道真实情况。”这句话并非客套。她查看当地环境,了解饮食和作物情况后,注意到这里可能属于缺硒地区,便建议有关方面改进农作物的微量元素条件。
相关措施实施后,当地职工的健康状况逐步改善,原本不安的情绪也慢慢稳定下来。这个细节很能说明于若木的工作方式:不满足于材料和结论,遇到涉及群众健康的问题,往往要亲自调查,再寻找解决办法。
她并不是一开始就以营养学家的身份出现。1919年4月,于若木出生于山东济南,父亲于丹甫曾留学日本,重视教育。于若木从小接受较好的教育,读书勤奋,也较早接触进步思想。中学时期,她受到老师周小舟等人的影响,逐渐走上革命道路。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时,她积极参加学生抗日救亡活动。次年,她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转为中共党员。1937年到达延安后,她进入陕北公学学习。一次欢迎陈云归来的活动,成了两人最初的见面。
后来,组织上需要从学校挑选一名思想可靠、懂得护理的人,照料身体不佳的陈云,于若木因此被调到他身边。相处之中,两人从工作上的接触,逐渐发展出真挚感情。陈云曾对她说:“你为人朴实,我也是个老实人,愿不愿意和我做朋友?”于若木征求家人意见后,两人确定关系,并在延安举行了简朴婚礼。
婚后的生活并不轻松。于若木没有因为丈夫的身份而脱离普通生活,衣物缝补、纺线种菜,能自己动手的事情尽量不麻烦别人。陈云得到的几双新袜子,她亲手加固袜底,后来缝补着穿了多年。战争年代辗转东北和朝鲜期间,她也曾带着孩子随行,在局势紧张时听从安排,与丈夫暂时分开。
这些经历塑造了她务实、节俭的性格。新中国成立后,她把注意力逐渐转向公共健康。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国家机关一些干部出现浮肿症状,于若木查阅营养资料,了解到蛋白质摄入不足是重要原因之一。她将相关情况带回家,与陈云商量,随后有关方面从东北调运黄豆,帮助改善干部的饮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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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让她更加确信,营养并不是家庭餐桌上的小问题,而是关系劳动能力、儿童成长和国家建设的大问题。1964年,于若木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工作,担任植物园副主任兼党总支书记。工作繁忙时,她住在单位,周末才回家。她要求孩子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完成,也始终保持着朴素作风。
为了弄清学生的身体状况,她曾到工厂、学校和基层单位调查。一次在广西,有人反映分配来的大学生身体不好,只能半天工作、半天休息。回京后,她又走访多所高校,发现部分学生存在营养摄入不足、患病和休学等问题。此后,她系统查阅资料,向营养学者请教,把零散见闻整理成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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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她在《红旗》杂志发表《营养—关系人民体质的大事》,引起营养界关注。她常带着卡片,把专业术语和疑难问题记下来,白天工作,晚上学习到深夜。沈治平等营养学者回忆,她参加会议时总在记录,遇到不懂之处便直接询问,阅读范围也从国内资料扩展到国外营养学和食品工业研究。
此后多年,于若木持续推动学生营养工作,参与成立学生营养促进组织,倡导改善学生餐食,并为相关项目捐款。她关注的不只是贫困地区儿童,也提醒人们注意饮食失衡等问题。她先后担任中国营养学会荣誉理事等职务,晚年仍坚持到基层了解情况。
2006年2月28日,于若木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3月6日,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得知消息后,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悲痛落泪,低声感慨:“老妈妈没几位了。”这句朴素的话,记录下一个特殊群体逐渐凋零的事实,也留住了于若木在许多人心中的称呼:老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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