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的诗与网：苏轼写了什么，又牵连了谁

上一篇《苏轼乌台狱的最后一百三十天》，我们纵向梳理了乌台狱中一百三十天的审讯、博弈与营救。这一篇横向切入：案卷里留存了哪些诗作，这些诗文牵出了哪些人，风波落定之后，他们各自走向何方。

一、案卷里的诗集：御史台到底在查什么

御史台办案所依据的底本，是《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这部集子收录了苏轼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四地任职期间的诗文。办案官员从中筛选出一百多首作品，逐篇讯问核验。

他们审阅这些诗文。每一首都要追问：写了什么内容，给谁看过，有谁传抄。朱刚在《苏轼十讲》里点明审讯的重心转变：前期官员还在盘问诗句字面含义，到后期，重点完全转向追查诗文传播背后的人际网络。

曾枣庄《苏轼评传》提出，乌台诗案本质是朝堂政治斗争，并非单纯针对文字的罗织构陷。苏轼，只是他们选定的突破口。

而苏轼写下的《湖州谢上表》，正是引爆整件案子的导火索。倘若没有它，这场风波大概率不会在元丰二年骤然爆发，但朝堂积攒已久的矛盾，并不会就此消失。

图注：传苏轼《枯木怪石图》。 二、涉案文字：一篇表文，三类诗作，一张唱和网 第一类：直指新法扰民的诗作

这一类数量最多，受到的指控也最为直接。御史台从诗集中挑出大量描写民间疾苦的诗篇，逐条审问。

舒亶的弹劾奏章专门点名《山村五绝》。“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苏轼在供状中承认，意在批评盐法严苛，深山百姓生计艰难，一连数月吃不上盐。“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则被认定讥讽青苗法，官府放贷于民，百姓拿到钱款，入城之后很快便消耗一空。

《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因题一诗于壁》，作于苏轼担任杭州通判期间。除夕之夜，他留在官署值班，看着监狱里挤满囚犯，天色已晚，自己也没法回家团聚。在御史台的解读里，这首诗是在暗示：新法推行之后，民间纠纷、诉讼案子越来越多，才造成狱中囚犯爆满。

《戏子由》中“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被视作讽刺朝廷推崇律学、以律法作为取士标准。

第二类：讥评水利、劳役的诗作

《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里“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遭到御史追问。隔了数日，苏轼才在供状中承认，诗句意在感慨朝廷宏大的水利构想，落地实施困难重重。

第三类：君臣意象之争——“蛰龙”案

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王珪抓住诗中“蛰龙”二字，向宋神宗进言：龙是人君的象征。苏轼写唯有地下蛰龙懂得自己，暗含当朝君主不识其才的悖逆之意。神宗读后，反倒觉得这种解读牵强，回应一句：“彼自咏桧，何预朕事。”他只是在歌咏桧树而已，跟我有什么关系？

此事记载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这首诗并不是案卷里定罪的核心证据，王珪的这番解读，更多是朝堂攻讦的手段。审讯重心，依旧落在《山村五绝》这类直面时政的诗篇。

唱和赠答：御史台追查人际网络的核心抓手

友人之间互相赠诗、酬和的作品，是御史台追查人际往来最重要的线索。审讯时，官员会重点追问：这首诗写给谁，哪些人读过，诗文有没有在众人之间传抄。司马光咏独乐园的诗作、黄庭坚的赠答篇章、苏辙的和诗、王巩的唱和作品，全部纳入讯问范围。

司马光的案例很有代表性。熙宁四年他退居洛阳之后，和苏轼日常往来并不算频繁。御史台翻遍诗文，只找到这首题咏独乐园的作品。这首诗原本没有收录进《钱塘集》，通篇称颂司马光，没有直接批评朝政的语句。可御史台的罗织逻辑十分严苛：称颂司马光具备宰相之才，便是暗讽当朝执政者能力不足。

案卷中还留存两组重要唱和记录。一是刘道原，苏轼在杭州的友人，因诗文往来被传唤问询，最终没有受到处罚；二是李清臣，二人互赠诗文，李清臣未被追责，但相关诗文被收入案卷。仲达少卿、密州同僚、苏辙等人的唱和文字，同样在审讯清单之中，只是权重稍轻。

到八月三十日，苏轼在供状中写下一长串人名：张方平、王诜、李清臣、黄庭坚、司马光、范镇、孙觉、李常、曾巩、周邠、苏辙、王巩、刘挚、陈襄、钱藻、颜复。

他陈述，这些人与自己心意相近，大多对新法持有异议，不少人长期不被朝廷重用，因此他才把暗含对时局感慨的诗文寄送给他们。

对照《乌台诗案》原始审讯记录，从八月二十日初次讯问开始，苏轼采取了策略性回避。二十日，他只承认《山村五绝》带有讥讽时政之意，坚称其余诗文不涉朝政。二十二日，称不存在这类往来唱和文字。二十四日，依旧否认另有讥讽类诗文。曾祥波的研究提到，审讯初期苏轼的回避，带有区分批评王安石变法与神宗亲政的考量；但经过连续多日高强度审讯，他很难继续维持这套说辞，只能交出这份名单。

即便到这一步，苏轼仍尽量不牵连友人。供状原文的“意同”，只是陈述这群人与自己政见相近这一客观事实；从供状措辞来看，苏轼没有指控任何人共谋，也没有说友人附和讥讽。

图注：宋《文会图》，描绘北宋文人雅集唱和场景，诗文往来。 三、受牵连的众人，各自遭遇了什么

这桩案子里一共有二十多人受到牵连，按受罚轻重可以分成四类。

第一类是直接被贬官的三人。苏辙被贬为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之内不得升迁。原本在朝堂前途可期的年轻官员，被外派管理盐酒税务，仕途暂时停滞。

驸马都尉王诜被削两级官阶、勒令停职。他获罪的关键点不在于写诗，而是提前帮苏轼传递诗文给苏辙，还向苏轼泄露审讯相关动向。神宗对他留有余地，后续也恢复了他一部分待遇。

王巩是所有涉案人里贬谪地点最远的，远赴广西宾州。彼时宾州属于瘴疠之地，远赴此地，路途与生活都充满风险。王巩带着一个儿子与歌妓柔奴一同前往，在当地生活三年有余。

第二类是被罚铜的人，司马光被罚铜二十斤，这项责罚对他而言并不算沉重。

张方平被罚铜三十斤，也是这批人中罚金数额最高的，他是苏轼的前辈，当年曾举荐苏洵与苏轼。

黄庭坚、范镇、李常、孙觉、周邠、颜复，也各被罚铜二十斤。

第三类是接受调查但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的，包括曾巩、刘挚、陈襄、钱藻、刘攽。

第四类是名字被提及，但官府没有深入追查。王安石虽早已罢相，审讯过程中御史多次询问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神宗特意叮嘱，不要将王安石卷入此案，因此并未深究。

章惇身为新党官员，在乌台案中站出来为苏轼辩护，没有受到牵连。

名单之中，有人是多年至交，有人仅仅是朝堂同僚，有人只是收到过苏轼寄来的一首诗。在御史台的判定标准里，他们都背负一项嫌疑：知情。收到诗文即为知情，回信唱和代表认同，向外传抄，便是传播谤言。

正如曾枣庄所言，乌台诗案本质是政治斗争。从这份名单就能看清，御史重点针对的，是司马光、张方平这类旧党核心人物，苏轼只是用来打开局面的突破口。

图注：御史台查办乌台诗案示意图 四、被贬者的结局与后续：未曾疏远的友人

苏辙始终没有埋怨兄长。苏轼出狱，苏辙一路护送，送至黄州附近才告别。之后五年，兄弟二人书信往来不断。李一冰《苏东坡新传》评价苏辙，说他对苏轼，没有一句怨言。这份手足情，不止寻常兄弟的牵挂，更像是一种本能的守护。

晚年苏轼从海南北归，病重之时，心中最想见的人依旧是苏辙。苏轼最终病逝常州，苏辙身在颍昌，兄弟二人终究没能再见一面。

苏轼心中满怀愧疚。黄州时期写给王巩的信中写道：“某罪废，固宜。但波及左右，为恨殊深。”大意是我获罪本是分内之事，只是连累了你，心中深感遗憾。

现存史料之中，看不到王巩责怪苏轼的记载。抵达宾州之后，他依旧主动写信给苏轼，对受牵连这件事不曾提及。从宾州归来，苏轼询问柔奴岭南的生活感受，柔奴答：“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深受触动，写下《定风波》。李一冰记述王巩，特别提到：经历这场贬谪，他和苏轼的交情没有变淡，反而更加深厚。

李一冰评价王诜为人厚道。他受到牵连，多少有些无辜，却没有因此和苏轼断交。元祐年间苏轼重回朝堂，二人依旧正常往来。

患难之中，苏辙、王巩、王诜三人，是这张人际网络里，没有和苏轼走散的友人。

图注：北宋士大夫相交示意图 五、被罚铜者的结局与后续：距离、沉默与人心

司马光和苏轼的关系本就复杂，早年相交友善，乌台案之后，司马光并未迁怒苏轼。等到元祐年间重回朝堂，二人政见分歧慢慢凸显。

司马光拜相之后，计划全盘废除新法，苏轼提出免役法尚有可取之处，不宜一刀切全部革除。二人在政事堂当面争论，司马光十分不悦。李一冰叙述这段历史，语气平和：司马光不曾怪罪苏轼，但也不会将苏轼视作政治同盟。这算不上背叛，只是二人政见本就存在差异。

乌台风波过后，没有史料记录张方平责怪苏轼。苏轼困居黄州时，张方平还曾寄去药物。

黄庭坚终其一生，没有史料记载他怪罪苏轼。元祐时期，二人身处复杂朝堂环境，交往多了几分微妙，但分歧从未变成指责。苏轼离世之后，黄庭坚写下悼诗，情意真挚沉痛。

范镇、李常、孙觉、周邠、颜复这批人，缴纳罚金之后，和苏轼的往来明显减少。范镇在乌台案后基本退出政治中心。待到旧党再度掌权，李常、孙觉等人，也没有特意站出来为苏轼发声。

李一冰引用苏轼黄州书信里那句“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道出这种状态：这些人没有公开指责苏轼，但长久的沉默，比当面责备更显清冷。那这份沉默，算不算是责怪？现存史料里，找不到任何人公开指责苏轼的文字，但沉默本身，也是一种态度。

苏轼清楚这份疏远背后的心态。他在黄州写给友人的信，反复叮嘱对方不必回信、不必寄诗。他明白，自己虽保住性命，维系所有人的这份情谊依旧岌岌可危。他主动揽下全部文字相关的罪责，给王巩的信里倾诉连累友人的愧疚，写给其他人的书信也再三表达歉意。这份态度，也让旁人很难开口抱怨。

在这一众人物里，章惇是格外特殊的一位。乌台诗案之中，他站出来维护苏轼，可以说是苏轼的恩人。但后来章惇拜相，接连将苏轼贬往惠州、儋州，步步施压。政治立场的分歧是核心因素，但二人性格的相似与冲突、私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同样产生影响，很难简单归结为政治取舍压倒私人交情。乌台时期为苏轼辩白，绍圣年间重贬苏轼，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

六、从个案到整体：乌台诗案改变了什么

这场案子也不只是一桩简单的文字狱，它是苏轼个人、一众士大夫，乃至整个北宋政坛的一道转折点。

王水照在《苏轼传》中提出：乌台诗案重塑了苏轼的人生观。这场苦难会彻底改变他看待世事、看待自身命运的方式，不必过度美化黄州岁月。苏轼初到黄州，深陷巨大痛苦，从苦难走向旷达，经历了漫长的挣扎过程。

莫砺锋在讲座中谈及苏轼，观点清晰：苏轼的动人之处，不在于承受苦难本身，而在于劫难之后，他完成了自我蜕变。他将个人遭遇的不幸，升华为对人生普遍命题的思考。

彭玉平给出明确学术判断：“东坡居士”这一形象符号的成型，和乌台诗案直接相关。黄州时期的苏轼，不只是勉强度日，更是重新寻找自我定位。那句“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便是苏轼对这场诗案最直接的回应：他清楚文字给自己招来大祸，却不愿就此停笔，只是不再追逐世俗虚名。

几位学者切入点各不相同，最终指向同一个结论：乌台诗案是一道分水岭。案卷中的诗篇、长长的牵连名单，共同织就一张人际网络。苏轼侥幸从这场风波脱身，而这件事留下的印记，伴随了他后半生。

图注：北宋苏轼像，后世摹本。乌台诗案，是他人生一道重大分水岭。 七、结尾：诗还在写，人已经变了

苏轼出狱之后，写下《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沿用狱中写给子由诗作的旧韵。死里逃生，他本可以另选韵脚落笔，却选择复用旧韵。用同一个韵脚，把狱中和出狱后的两篇作品串联起来，算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回应。

诗案落幕，诗文的书写却没有停止。执笔写诗的依旧是苏轼，只是他，连同那些读诗、传诗的友人，心境已然不同。走出御史台大门那一刻，属于“东坡居士”的人生道路，悄然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