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0年冬，苏北曹甸前线，黄克诚盯着地图许久，没有急着下达进攻命令。地图上的几处据点彼此呼应，河沟、道路和村落交织在一起，韩德勤部早已经营多时。对黄克诚来说，这不是一场单纯的攻坚战，而是一次政治与军事都不能算账的冒险。
就在此前，黄桥战役刚刚结束。陈毅、粟裕指挥新四军，在自卫反击中击退韩德勤部，取得了重要胜利。胜利带来的问题也很现实：是趁势追击，还是稳住阵脚？华中总指挥部选择了前者，准备向曹甸及周边据点发起进攻。
黄克诚当时担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他并非畏战，更不是不愿配合作战，而是认为曹甸战役的条件与黄桥战役完全不同。黄桥是在新四军熟悉的区域内作战，群众基础、地形条件和后勤保障都较有利；曹甸却是韩德勤部经营已久的防御核心。
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政治背景。国共合作抗日仍是大局，黄桥战役可以解释为被迫反击，主动攻打对方长期控制的据点，便容易在政治上陷入被动。黄克诚的判断很明确：根据地尚未巩固，部队也缺少重武器，此时不宜把有限兵力投入一场没有把握的硬仗。
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陈毅、刘少奇认为，黄克诚的谨慎带有“右”倾保守倾向，要求第五纵队按命令参战。黄克诚服从了组织决定，但服从命令并不等于放弃判断。部队开到前线后，他很快发现，敌军工事比预想中坚固，火力配置也较完整，而进攻部队缺乏足够的炮火支援。
战斗打响后，问题逐渐显露。进攻部队虽然连续冲击，却始终难以打开突破口。曹甸外围据点相互支援，守军依托工事顽强抵抗，攻坚部队每推进一步，都要付出不小代价。黄克诚没有只在指挥所里等待结果，而是根据前线情况再次发电，提出改变打法。
他在电报中指出，过去以快速突击、猛烈攻击拿下坚固据点的战例并不多，曹甸、车桥、泾口等处工事更为严密，若继续强攻，胜利把握不大，还可能造成严重伤亡。他建议采取持久作战，先切断各据点之间的联系，再逐步压缩敌军活动范围。
这个方案并不漂亮，却很扎实。黄克诚主张在据点之间构筑阵地，肃清外围村落中的敌军，逐步推进壕沟和掩体，同时用小部队袭扰，消耗守军弹药和体力，寻找薄弱环节后再集中兵力突破。说得直白些，就是不拿士兵的生命去赌一次强攻。
但前线形势和上级决心并没有因此改变，总攻命令仍然下达。黄克诚只能继续执行。战斗持续后，部队伤亡增加，曹甸依旧没有被攻克，华中总指挥部最终下令撤出战斗。此役歼灭韩德勤部八千余人，但新四军和第五纵队也付出了两千余人的伤亡，战役代价明显偏大。
按常理说，战果与损失摆在面前，作战决策应当接受检验。遗憾的是，战后追责并没有立即落到决策层面。黄克诚被认为作战决心不够坚定，随后被免去第五纵队司令职务，只保留政治委员职务，司令一职由陈毅兼任。
这件事对黄克诚的压力很大。到了1941年秋的一次会议上，陈毅再次批评他，认为曹甸战役失利与前线配合不力有关。黄克诚没有沉默，他当面争辩：“问题在于战略决策，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前线。”这场争论持续了一段时间，最后，为了维护组织团结，黄克诚作了检讨。
他的检讨并不是承认原先判断错误，而是服从组织安排。后来回忆此事时，他解释说，自己刚从八路军系统划归华中局指挥，彼此了解还不够，可能因此产生了“不服从指挥”的误会。这种处理方式，既保留了原则，也顾全了大局。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1942年。陈毅重新检讨曹甸战役时承认，主动进攻韩德勤部缺少充分理由，自己存在轻敌和准备不足的问题，把攻坚战打成了仓促的“浪战”。他还明确指出，攻坚必须有充分准备，不能只凭作战热情推动部队硬攻。
1945年抗战胜利后，黄克诚率部前往东北，途经山东时，陈毅专程为他送行。临别之际，陈毅把过去的争执说得很直接：“过去我也有批评错的地方，请你多加原谅。曹甸战役坚持要打，结果伤亡很大，后来还撤了你的职，责任其实在我。”
这句道歉来得并不算早，却把一场持续多年的争议说清了。黄克诚的可贵，在于面对错误决策敢于提出不同意见；陈毅的难得，则在于身居领导岗位，仍能承认判断失误，并把责任担回自己肩上。对那段战火中的军政关系而言，这比一句简单的胜负评语更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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