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1年5月，朝鲜华川以南的山路上，20军转移队伍被一辆翻倒的弹药车卡住，天色渐亮，敌机已经在附近活动。廖政国没有反复权衡，而是走到车旁，命令部队立即清障。
“把车推下去。”
干部担心承担责任，廖政国只说：“出了问题，我负责。”
这件小事，后来常被用来说明他的指挥特点：战场上，装备可以舍弃，行军节奏不能被拖垮，部队更不能停在敌机能够打击的山腰。
但真正体现廖政国判断力的，并不是这次处置，而是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在20军防线出现缺口时，他对两位师长意见的“无视”。
第五次战役于1951年4月22日开始。志愿军在第一阶段取得一定进展后，部队推进较快，后勤补给和兵力展开逐渐承受压力。进入5月中旬，联合国军集中力量反击，志愿军各部不得不迅速调整部署。
当时，20军担负着重要防御任务。廖政国原任副军长，军长张翼翔因病回国后，他实际上承担起全军指挥责任。此时的20军，面对的已经不是单个阵地的争夺，而是撤退过程中如何稳住战线、避免被敌军分割的问题。
长古峰方向的变化，正是在这种压力下发生的。
长古峰是20军防御体系中的要点，60师部队负责坚守。敌军连续攻击后，长古峰以及附近几个制高点相继失守。消息传到军指挥所，意味着原有防线被撕开一道口子，敌军可能沿着缺口继续压迫，甚至威胁后续部队的侧翼。
按照常规判断，指挥所应当向后转移，以免被敌火力覆盖。60师师长彭飞对此十分焦急，直接向廖政国提出撤离意见。廖政国没有采纳，仍然把指挥所留在原地。
彭飞问：“前面已经失守，为什么还不转移？”
廖政国回答：“我还在这里，什么时候转移，由我决定。”
这番话听起来强硬，甚至近乎固执。彭飞随后找到59师师长戴克林，两人再次商量，希望军指挥所尽快后撤。对于师长们来说，阵地丢失后保全指挥机关，是避免更大损失的稳妥办法。
廖政国却没有改变决定。
他的考虑并不只是“守住一个地方”。当时部队正处在调整和撤退的紧要关头，军指挥所一旦过早后移，基层部队很容易把这一动作理解成全线放弃。长古峰失守本已影响士气，如果军部再撤，敌军的压力可能迅速变成心理上的崩溃。
有意思的是，廖政国没有用空洞命令要求部队死守，而是把自己的指挥位置留在了危险地带。这种无声的信号，比层层传达的命令更直接：军部没有走，战斗就还没有结束。
当夜，20军各师没有坐等局势恶化。师级干部重新组织力量，调集能够投入战斗的部队，利用夜暗向失守阵地发起反击。指挥员靠前部署，部队连续作战，敌军没有料到20军会这么快恢复进攻。
经过激战，失去的制高点被重新夺回。战果固然重要，更关键的是，20军在防线出现破口后没有失去组织能力，部队的行动仍然受到统一指挥。这正是廖政国坚持不撤所换来的空间。
当然，这种决定并非没有风险。指挥所留在前沿，可能遭到炮火袭击，也可能因敌情变化陷入被动。廖政国承担的不是抽象责任，而是实实在在的指挥危险。若判断失误，后果同样严重。
因此，所谓“无视”并不是轻视彭飞和戴克林，而是在两种风险之间作出取舍。他舍弃了指挥机关暂时安全的选择，换取部队不乱、反击不散的机会。战场决策往往没有完美答案，只有哪一种代价更值得承担。
灰谷岭的那辆弹药车，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车上装有弹药，推下山谷意味着损失装备；可车若继续堵在山路上，整支队伍就会暴露在敌机打击范围内。廖政国选择立即清障，实质上是用局部损失换取整体安全。
这类决断，与他的经历有关。廖政国长期在战争环境中担任指挥职务，负伤后失去一条手臂，仍继续承担作战任务。对他而言，条令是行动依据，却不是脱离敌情的机械答案；真正决定命令的，是地形、时间、敌情和部队状态。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20军的作战任务和指挥关系继续调整，廖政国后来担任20军军长。长古峰前没有撤出的指挥所，山路上被推下山的弹药车，留下的并非传奇式的夸张故事，而是战场指挥中极难复制的判断：什么时候必须坚持，什么时候必须舍弃，什么时候又要由主官独自承担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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