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因他而发，他却说红军是乌合之众

电视剧《伟大的长征》里有个场景，我看了心里堵得慌。周恩来支持毛主席转战贵州，李德当场就炸了，拍着桌子说红军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是“乌合之众”。一个德国人，跑到中国来，吃着中国的饭，指着中国共产党的鼻子骂娘，这事儿搁谁身上能受得了？可偏偏就有这么个人，不光骂了，还差点把中国革命给骂没了。他就是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一个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德国人，1932年奉命来中国送钱救人，结果人没救走几个，自己倒留下了，一留就是七年，差点把红军给留没了。

说起来李德这个人，不是没本事。能进伏龙芝军事学院，那得有两把刷子。他嘴里经常挂着凯撒、拿破仑、克劳塞维茨，一套一套的，博古就吃这一套。博古当时二十四岁，当了中共总书记，可他对军事一窍不通，正愁没人帮他。李德来了，简直是天上掉下个军事专家。博古把他当宝贝供着，专门在瑞金给他盖了栋“独立房子”，一百多平米，在稻田中间孤零零立着，红都人都这么叫。翻译伍修权住旁边，李德就在这栋房子里，拿着铅笔在地图上画来画去，指挥着红军几万人的生死。

可问题是，李德不懂中国。他不懂中国的地形，不懂中国的人情，更不懂红军是怎么打出来的。他带来的那一套，是欧洲战场的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是伏龙芝教科书上的条条框框。他把这些玩意儿生搬到中国苏区，结果就是黎川失守、广昌惨败。广昌那一仗，打了十八天，红军伤亡五千多人，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就牺牲了三千。彭德怀气得骂他“崽卖爷田心不痛”，可骂完了还得听他的。李德在“独立房子”里画的那些线，前线指战员用命去填，填到最后，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长征初期，李德还是那套打法。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在中间，五个军团在两厢，一字长蛇阵，绵延上百里。这哪是行军，这是搬家。坛坛罐罐全带上，五千多民夫抬着，一天走不了几里地。蒋介石的飞机在天上转，地面部队在后面追，红军就这么慢吞吞地挪。湘江那一仗，是长征以来最惨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渡江花了整整三天，部队全部渡过湘江用了七八天。担任后卫的红八军团一万两千多人，红三十四师七千多人，几乎全军覆没。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负伤被俘，敌人抬着他去邀功，他在担架上撕开腹部伤口，把自己的肠子扯断，壮烈牺牲。那一年，他二十九岁。湘江一战，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三万多人。当地人后来说，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这话听着像民间传说，可它背后是几万个活生生的命。

李德对这些损失是什么态度呢？他在回忆录里说，尽管损失严重，但红军在出发两个月之后顺利地冲过了在德国军事专家看来不可攻破的国民党层层封锁。他还说，长征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准备的军事行动，不是“惊惶失措的逃跑”。这话听着就让人来气。几万人死在湘江边上，他说得轻描淡写。

彭德怀后来在自述里写道，李德严格要求自己，仔细研究各路国民党军队的情况，也同样严格地要求红军指挥员，要求他们服从自己的每一项命令，每班每排一枪一炮都必须准确部署在战略地图所指定的位置上。彭德怀说，作战指挥对于毛主席来说是一种文学艺术，而对于李德来说则是一种物理科学。这话说得太客气了。什么物理科学，就是拿着铅笔在地图上画线，画完了让红军用命去填。伍修权在回忆录里说得更直接，他说李德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他在学院学到的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照样搬到我国，搬到苏区，进行瞎指挥。当时的地图大部分是简单的草图，误差很大，李德也不问，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

湘江战役之后，红军上下对李德的不满已经到了顶点。刘伯承说，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第四次反“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主席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聂荣臻躺在担架上，跟王稼祥交换意见，两人都认为博古、李德不行，必须改组领导。聂荣臻说，渡过湘江，中央红军只剩下三万多人，这使我深为焦虑不安。我躺在担架上冥思苦想，为什么不能让毛主席同志出来领导？

可李德不这么想。他在通道会议上还是坚持要去湘西跟红二、六军团会合，毛主席说不行，蒋介石已经在那儿布好了口袋阵，等着我们去钻。周恩来支持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也支持。李德一看自己的意见被否决，立刻沉下脸来，以生病为由，中途退出了会场。后来周恩来去向他转达黎平会议的决定，他冲着周恩来嚷嚷，说你们早就串通好了，阴谋反对我，反对中央和国际。也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电视剧里展现的场景。一向谦恭忍让的周恩来再也克制不住，拍着桌子回敬道，李德请注意你的身份，不要太过分了。那是周恩来极少见的失态。

猴场会议之后，李德被正式取消了军事指挥权。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尖锐地批评他，说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作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遵义会议撤销了“三人团”，撤销了李德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提出要到红一军团去，说想在前线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主席所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这个请求被批准了。从那以后，他成了一个旁观者。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说，在此之后的长征途中，李德就成了一个旁观者。

1939年8月，周恩来去苏联治伤，李德搭同一架飞机回莫斯科。在延安机场，毛主席、张闻天、邓颖超等一百多人来送行。李德在回忆录里抱怨说，投身中国革命多年，机场送行的人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只有毛主席礼貌地祝他一路平安。他大概忘了，湘江边上那几万个再也回不来的红军战士，他们的家人连一句“一路平安”都没来得及说。

回到莫斯科后，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对他进行了审查。周恩来、任弼时、刘亚楼等参加了审查会议。刘亚楼曾经担任红一军团二师政委，他的部队参加了湘江之战。他在会上对李德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说李德只会拿着标尺在地图上晃来晃去，只知道拿教科书上的东西去指挥中国的红军作战，也不管适不适应，也不管水土服不服。洋人的鞋子硬穿在中国人的脚上，能合脚吗？湘江之战我们死了多少红军战士，血流成河啊。共产国际最终的结论是，有错误，免予处分。理由是，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李德无权对中国共产党的事务作出决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党，对于李德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这个结论，怎么说呢，听着像是在替李德开脱，可仔细想想，又像是在打中国共产党的脸。

一个外国人，在中共党内掌握了实际上的军事决策权，把红军从八万多人打到三万多人，最后一句“他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就完了。可那些死在湘江边上的战士，他们连说这句话的机会都没有了。

李德后来回了东德，恢复了奥托·布劳恩的本名。1964年中苏论战期间，他在《地平线》周刊上连载长篇回忆文章，1973年结集出版为《中国纪事》。在这本书里，他对当年的一些事实进行了歪曲叙述，并对中共一些领导人进行了攻击和诽谤。不过，他对长征本身还是肯定的。他说，尽管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从政治上来看，长征仍然是中国红军的一次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军队的全体战士伟大的勇敢、坚韧的毅力和革命的热情的明证。这话说得倒是不错，可从他嘴里说出来，总让人觉得不是滋味。那些勇敢、坚韧和热情，恰恰是在他错误的指挥下，被消耗得最惨烈的一群人。

李德的故事，说到底是一个关于“外来和尚”的故事。他不是一个坏人，他怀着帮助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愿望来到中国，可他的愿望代替不了他对中国实际情况的无知。他把苏联的经验当成万能药，把伏龙芝的教科书当成金科玉律，把地图上的直线当成可以行军的路。他不知道中国的山有多高，水有多深，农民有多穷，红军有多难。他只知道，按照军事科学，应该这么打。可战争从来不只是科学，战争是艺术，是政治，是人心。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讲《水浒传》里的洪教头，说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被林冲看出破绽，一脚踢翻。李德就是那个洪教头，摆足了架势，结果被现实一脚踢翻。只是这一脚，踢翻的不只是他一个人，还有几万个红军战士的性命。

小平同志后来总结说，比较稳定和成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直到遵义会议才产生，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这话说得很重，可也是实情。一个政党，在幼年时期，把自己命运的决策权交到一个不了解自己国情的外国人手里，这个教训，是用血换来的。李德的故事告诉我们，别人的鞋子再漂亮，穿在自己脚上，合不合适只有自己知道。中国革命的路，终究得中国人自己走。那些从国外搬来的本本，不管是伏龙芝的还是别的什么，拿到中国来，都得先问问脚下的土地答不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