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工头卷了二十三个人的工钱跑了!加代在火车站把人截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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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一九九四年一月九号,南边一个县城,工地。

工棚后头那间木工房里,谭玉山蹲在地上刨一块板,刨子推了两下就停了。

加代站在门口。马三在院子里数人头。马三是跟着加代的,找人问话、记名记数都是他。

谭玉山,五十三岁,木工师傅。八八年加代刚到南方,工棚里挤不下,是谭玉山用工地上的边角料给他钉了一张床,还分给他半袋米。那张床四条腿不一样高,靠墙那条底下垫着两块砖。

“工人呢。”

“走了十一个。”谭玉山说,“剩下的十二个,天天在工棚里坐着。”

“什么时候走的。”

“半个月里走的,走一个跟我说一声。”谭玉山说,“都说,谭师傅,我实在等不起了。”

“工地上现在几口人。”

“连做饭的一共十四个。”谭玉山说,“活停了三个月,脚手架都没拆。”

“活是谁接的。”

“承建的那边。”谭玉山说,“人家只认承建的。我们这些人,是他招的。”

“他招人的时候怎么说的。”

“说一天十五块,月结。”谭玉山说,“头半年是月结,后来变成季度,再后来就没有了。”

加代走到工棚里。工棚是两排通铺,铺上坐着十来个人,有人靠着墙抽烟,有人躺着看顶棚。

“师傅们,工钱的事我记下了。”加代说,“叫什么名字,自己报一遍。”

“李二狗。”

“杨老四。”

“阿坤。”

报了十一个,剩下一个不吭声。

“你怎么不报。”

“我报了他也认不出我。”一个年纪大的说,“我干了七个月,他一共叫过我三回,叫的都是,那个谁。”

“欠多少。”

“二十三口人,两年的工钱,二十一万三千六。”谭玉山说,“我一个人九千。”

“最早那一回他说什么。”

“去年秋天。”谭玉山说,“他说工程款一到就发,让再等等。等了一个月,他又说上头的人在县里开会。”

“后来呢。”

“上个月他买了半扇猪回来,在工地上炖了一大锅。”谭玉山说,“端着碗挨个敬,说,明天就发钱。”

“发了没有。”

“第二天早上,办公室的锁换了。”

上午十点,工地办公室那边的门开了。



闫大海三十八岁,穿一件皮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从屋里出来,手里端着一只搪瓷杯。

“小顺子。”

“在。”

“这茶凉了。”

跑过来的是个十九岁上下的年轻人,瘦得像一根竹竿。他叫小顺子,跟了闫大海三年,端茶、递烟、背行李。

“我这就去重泡。”

小顺子站在闫大海跟前,两只手在裤缝上来回擦。

“你泡了三回都是凉的。”闫大海说,“你干得了什么。”

小顺子端着杯子往厨房走。

闫大海转过身,对着院子里那十二个工人。

“这就是我养的一条狗。”

院子里有人笑了一声。

小顺子脚步停了一下,没回头,端着杯子进了厨房。

“小顺子。”加代喊了一声。

小顺子回过头。

“你跟他几年了。”

“三年。”小顺子说,“头一年在县城那个工地,后来一直跟着他。”

“一个月多少。”

“没有数。”小顺子说,“他给我吃给我住,年底给我一百块。”

“三年,一共多少。”

“三百。”小顺子说,“我攒了两百八。”

他说话的时候,两只手又在裤缝上擦。

中午,加代在工棚里把人问了一遍。

“工程款那头,你摸到了没有。”

“摸到了。”马三说,“县里管这一摊的人讲,钱早就拨下去了。”

“什么时候拨的。”

“去年十月。”马三说,“拨给承建的。”

“多少。”

“六十八万。”马三说,“承建的跟闫大海是包工的关系。”

“他说他垫了三十多万。”

“他自己跟工人说的。”马三说,“垫没垫,谁也不知道。”

“工地上一天多少工钱。”

“大工十五块,小工十块,管一顿中饭。”马三说,“谭玉山是大工,两年干下来,九千。”

“名册他带走干什么。”

“二十三个人,认名字的只有他一个。”马三说,“名册在他那儿,工人去县里说不上话。”

“那十二个人怎么还在。”

“谭玉山把他们留下了。”马三说,“他说,人走了,活还在。”

“他拿什么留人。”

“他自己掏钱。”马三说,“工地上一天两顿饭,他一个人贴了六百多。”

“县里怎么回的话。”

“说要走程序,让我们回去等。”马三说,“等几天,没说。”

“他妹妹嫁在哪儿。”

“县城东关。”马三说,“男方姓岳,在县里一个单位上班。”

“岳家那门,你敲过没有。”

“敲过两回。”马三说,“隔着门回了一句,他们家跟闫大海没什么来往。”

“谁去的。”

“县里跑建材的一个老熟人。”马三说。

“他回来怎么说。”

“这家人怕沾事。”马三说。

“人家不掺和,就再去一回。”加代说,“你到岳家把话递第二遍。”

“去了。”马三说,“我又托了两个人,一个是他同事,一个是街上的老前辈。两个人都说,这家人不掺和。”

“加代。”谭玉山在门口喊了一声,“那床你别记着。”

“哪个床。”

“八八年那张,垫两块砖的。”谭玉山说,“一张破床,值不得你跑这一趟。”

“我睡了一年。”加代说,“值不值,我说了算。”

当天下午,加代一个人去了工地办公室。



办公室是两间砖房,门开着,屋里没人。

“闫大海呢。”

“不在。”屋里坐着两个人,其中一个站起来,“你找他干什么。”

“要钱。”

“钱的事过几天再说。”

“我今天就要。”

那人从门后头抄起一根木杠。

加代没动。木杠从头顶上抡下来,他往右边错开半步,左手扣住那人的手腕往下一带,右手推在他胸口上,那人退了两步,坐回了椅子上。第二个刚起身,加代脚尖勾住他脚边的凳子,凳子一翻,人跟着扑在桌子上。

两个人没再起来。

那天夜里,闫大海走了。

第二天早上五点多,工地上的人起来,办公室锁着门,屋里空了,床上只剩一条草席。

早上七点,加代带着马三在县火车站的站前广场下了车。

站前广场上人挤人,广播里在报站,一辆三轮车一趟五毛。

“看见他没有。”

“看见了。”江林说。江林是加代手底下的,守站、盯人都是他。“从东头进来的,走的后门那条道。”

“票呢。”

“票在兜里,他没拿出来。”江林说,“我昨天在售票口守了一天,到南边那班车的票,昨天下午卖出去两张。”

“两张。”

“一张是他的,一张是阿辉的。”江林说,“阿辉是他老家带来的,跟着他跑腿。”

“阿辉在县里熟不熟。”

“熟。”江林说,“他去年在城关跟人打过架,本地那帮人他混得开。”

“你盯住他。”

“盯住了。”江林说,“他今天早上在广场东头转了两圈,跟七八个人说过话。”

“说了几回。”

“三回。”江林说,“头两回在烟摊边上,第三回在厕所后头。”

“码人。”加代说,“广场东头留一个口子。”

“留哪一个。”江林问。

“靠三轮车那一边。”加代说,“别堵死了,堵死了他们不敢进门。”

广场东头停着一排三轮车,最边上那辆的车斗里放着一只皮箱。

“这箱子谁的。”

“早上这人自己放这儿的。”车夫说,“说一会儿有人来取,给了我五毛。”

“别动它。”

闫大海就站在那排三轮车边上。

小顺子跑过去。

“老板。”

“你跟着我干什么。”闫大海说,“回去。”

“我跟你三年了。”

闫大海把三轮车上的那只旧包提下来,往地上一扔。

“你留下,别跟着我了。”

包摔在地上,拉链开了,掉出来两件衣裳和一双鞋。

“老板,这包我背了三年。”

“包是我的。”

“包是去年你让我买的。”小顺子说,“布票是我攒的。”

闫大海看了他一眼,没再说话,转身往检票口走。

小顺子蹲下去捡。他先把手在裤缝上擦了一下,才去拿那只包。衣裳一件一件叠好,塞回去。

检票口那边开始进站了。江林昨天把票买好了,加代从兜里摸出来看了一眼。

加代把手里的车票对折了一下,塞进兜里。

他往检票口走。

“闫大海。”

闫大海回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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