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台机器被调了包,赔十八万!加代在码头上一件件翻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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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五年。

广州,城南江边那个码头。

码头上落大潮,江面退下去一丈多。跳板一头搭在石阶上,一头搭在舱口。

加代那天早上八点到的,跟他一块儿来的是老汪,做电器的,九零年在广州把货先赊给过加代。

“多少件。”

“三百件。”老汪说,“一件一台电焊机,连箱一百二十斤。”

“一台多少钱。”

“四百二。”老汪说,“三百台是十二万六。”

“单子上写的就是这个数。”

“单子上是这个数。”老汪说,“箱号也对得上。”

“这批货的本钱是怎么来的。”马三说。

“九零年。”加代说,“那年我在广州,手里只有六千块,想收一批录像机,钱不够。”

“找了几家。”

“七家。”加代说,“六家要现钱,一家要押金。”

“第七家就是汪老板。”

“他把六千收下,货先让我拉走。”加代说,“一万八的货。”

“他不怕人跑了。”

“他怕。”加代说,“他怕了三个月。”

“后来呢。”

“三个月零七天。”加代说,“我把钱一张一张数给他。他多一分没要,还倒贴了一顿酒。”

“这回他摊上事。”

“他这批货十二万六。”加代说,“他们赔多少,我出多少力。”

一个戴草帽的老装卸工扛着一件木箱走过跳板。他叫岑伯,六十三岁,在这个码头上扛了三十年包,给费文卿干活。

费文卿的人嫌他挡路,推了一下他的手。木箱从他肩上滑下来,落在地上,箱角磕掉一块。

岑伯弯腰去搬。他弯到一半停了一下,一只手撑在自己膝盖上,才把箱子抱起来。

“老岑。”旁边有人喊,“你那腰行不行。”

岑伯没答,抱着箱子往堆垛那边走。

费文卿是上午十点到的,穿一件白衬衫,外面套着西装,走到哪儿都先递烟。

“汪老板。”费文卿说,“加代。”

“货呢。”加代说。

“货在路上。”费文卿说,“再等两天。”

“单子上写的是二十号到。”

“二十号是写上去的。”费文卿说,“路上谁说得准。”

“我明天还来。”加代说。

第二天加代来,费文卿还是那句话。第三天,费文卿把人让进了堆场边上那间小办公室。

“汪老板,我跟你说实话。”费文卿说,“这批货走到半路被雨淋了,淋了整整一夜,锈在里面,不能用了。”

“那我的货呢。”

“我替你们着想。”费文卿说,“我换了一批顶数的,一样是电焊机,能开机能干活。”

“换了多少台。”

“三百台,还是三百台。”费文卿说,“一件不少。”

老汪没说话。他从怀里把那张单子掏出来,摊在桌上。

“你换的那批,哪个道上的货。”

“也是厂里出的。”费文卿说,“汪老板,我这事儿办得厚道。我要是撂着不管,你们连三百台都拿不回去。”

第三天下午,加代上堆场去看货。三百件木箱码成一垛,箱角包着铁皮,铅封一个一个挂在打包带上。



岑伯蹲在货垛边上歇脚,从兜里摸出一个干馒头啃。

费文卿从他跟前过,跟身边那个叫阿泰的说了句话。

“岑伯你这腰。”费文卿说,“我看也就能扛两年了。”

阿泰笑了一声。

岑伯把馒头咬了一口,没抬头。

费文卿走了以后,马三蹲到岑伯边上。

“伯,你在这儿扛多少年了。”

“三十年。”岑伯说。

“一件多少钱。”

“两毛。”岑伯说,“一天扛六七十件,挣十三四块。”

“一天扛多少趟。”

“六七十趟。”岑伯说,“跳板窄,一脚踩空就下去了。”

当天夜里,加代把马三和江林叫到码头外那辆车上。

“堆场上那垛有多少件。”

“三百件。”马三说,“一件连箱一百二十斤,一垛是十八吨。”

“他们要往外转,几辆车够。”

“三辆八吨的,一趟就够。”马三说,“费文卿手底下就三辆车,昨天夜里三辆都动过。”

“往哪儿去的。”

“往南。”江林说,“我跟到城东一处仓库门口,车进去了。仓门上挂的是别人的牌子。”

“里头有多少件。”

“看不出来。”江林说,“库房有窗,糊着报纸。”

“明天白天你在门口守着。”加代说,“车一出来,跟住。”

“要是他们先转走了呢。”

“那就在转走之前开箱。”加代说。

第四天,马三拿了老汪那张单子,去费文卿的办事处对。

“箱号你一个一个核。”费文卿说,“三百件,件数一字不差。”

“里面装的什么。”

“装的什么,单子上写着。”费文卿说,“单子上写的是电焊机。”

“老汪要开两件看看。”

“开不了。”费文卿说,“铅封一动,往后出了事算谁的。”

马三回来了。

“他把单子给我推开。”马三说,“他说单子上的字他自己都认得。”

第四天下午,老汪自己去找了码头管堆场的温管事。

“温管事,这批货我们对不上。”

“汪老板,这事我们不好插手。”温管事说,“堆场是租给你们用的,货是人家的货,我管的是地皮。”

“你替我们递话。”

“我说不了。”温管事说,“我跟费老板认识十几年了。”

第五天,费文卿在堆场上当着人把话说明白了。

“汪老板,你听我把话说透。”费文卿说,“单子上写得清清楚楚,三百件电焊机,我一件不少地交给你。你要说我换了,你拿什么说我换了。”

“箱子里的东西不对。”

“哪儿不对。”

老汪答不上来。他手里只有一张单子,单子上只有数目和箱号。

“你手里就这一张。”费文卿说,“单子上有箱号,箱号也对得上,你还想说什么。”

“箱子里装的东西,你看过没有。”加代说。

“装箱的时候我看过。”

“装箱的时候你在不在场。”

“我不在场。”费文卿说,“厂里装的。”

“运的时候呢。”

“运的时候我也不在场。”费文卿说,“车是雇的。”

“那你凭什么说没换过。”

费文卿笑了一下,没答。



第五天晚上九点,有人来敲岑伯在码头西头那间小屋的门。是阿泰。

“老岑,起来。”阿泰说,“西库那边有一批货要挪到北库。”

“几个人。”

“就你一个。”阿泰说,“叫别人嫌费事。”

“一件一百二十斤。”

“你不是扛了三十年。”阿泰说,“这活儿你熟。”

岑伯从床上坐起来,穿鞋,跟着去了。

那一趟他扛到天亮。两个库隔着一里多地,他扛了不知道多少趟。中间歇过三回,每回都是阿泰数着数,数到二十就让他起来。

天亮的时候货挪完了,阿泰和另外两个人蹲在库门口抽烟。

“几点了。”

“快八点。”阿泰说,“你回去吧。”

“挪了几趟。”

“你自己数不着。”阿泰说,“你说几趟就几趟。”

“水呢。”岑伯说。

“没水。”阿泰说,“你自己回去喝。”

岑伯站了一会儿,从兜里把昨天那个没啃完的干馒头摸出来,蹲在墙根底下啃了。

费文卿那天早上从库门口过,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

第六天下午,加代到了码头西头。费文卿在小办公室,屋里有四个人。

“汪老板的货我要开。”

“开不了。”费文卿说。

加代往前走了一步。最前面那个人伸手拦在他胸前。

加代的手从下往上一托,把那人的手腕扣住,往桌面上一按。那人上半身跟着压下去,脸贴在桌面的玻璃板上。

另外三个人往后退了半步,没人上前。

“三百件,我今天开,不讲数。”加代说,“开出来不对,我赔你这批货。”

“你开。”费文卿说,“开完了你别后悔。”

当天夜里,西库那边的灯亮了半宿。天没亮,三辆车开出去,往南。

第七天早上,加代带人上了堆场。

码头上那天围的人多。装卸的、运货的,都过来了。

加代蹲在那垛木箱前头,手里一把剪子。

他把第一件木箱上那根铁皮打包带的铅封剪开,铅封落地。

第二件,第三件。

剪到第几十件,他停下来,把里头那台机器拎出来放在地上,旁边又开了一件。

一台机身侧面钉着一块铜牌。另一台没牌,铁皮薄,面板上的字是喷的,手指一抹掉一层。

“汪老板。”加代说,“你那批货的牌子在哪儿。”

“机器侧面。”

“你过来看这一台。”

围观的人往前挤了一层。费文卿站在道口那边没过来。

加代接着剪。

铅封一只一只落在地上,攒了一小堆。开出来的箱子摞成两排,摆开有三丈长。

剪到第一百多件的时候,加代停住了。

他从那件箱子里把东西拎出来,站直了,举起来,转了一圈给周围的人看。

那不是一台机器。

那是一块铁。

围观的人先是没声,接着就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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