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思平治」辛向阳等：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基础、精髓要义与重大意义

辛向阳等：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基础、精髓要义与重大意义

学思平治

摘要：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这一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理论奠基，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滋养，赓续中国共产党百余年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生成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其精髓要义集中体现为"十四个坚持"，可从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五个维度加以把握。就其重大意义而言，习近平党建思想不仅在理论上开辟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也在实践上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根本遵循，更在世界上为长期执政政党加强自身建设、提升治理能力、保持政治活力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习近平党建思想；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建设

105年来，党的建设理论的每一次重大推进，都同党所处的历史方位、肩负的历史使命、面临的时代课题紧密相连。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严密组织锻造中不断成熟的先进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既要领导人民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又要在长期执政考验中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由此，党的建设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党内管理问题，而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性问题。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意味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对世界政党治理和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亦具有重大意义。需要注意的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是既有党建命题的简单汇编，而是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形成的科学思想体系；不是脱离实践的抽象理论，而是以问题为牵引、以实践为根据、以制度为保障、以人民为旨归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党建理论的最新成果。把握这一思想，关键在于把握其生成基础、精髓要义和重大意义的内在统一。

一、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基础

思想的形成有其理论根基、文化土壤、历史脉络和实践条件。习近平党建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在于它不是从一般政党治理经验中抽象出来的，也不是对某一时期党建工作部署的经验罗列，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生成，在中国共产党105年来的自我锻造中发展，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中成熟。

（一）理论根基：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守正和创新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的理论基底。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历史使命和组织特质，强调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413。这一基本规定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和人民性的属性：共产党不是谋取集团私利的政治工具，而是代表历史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政治力量。列宁在俄国革命实践中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强调革命理论对于革命运动的指导作用［2］310—311，主张建立有组织、有纪律、有集中统一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即共产党员必须消除小组习气、组织涣散和缺乏纪律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党。毛泽东把党的建设作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3］602，并把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3］602。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明确提出"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4］314，围绕执政党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制度建设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建党思想、邓小平建党理论等重大理论成果，共同构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理论基底。

习近平党建思想则在延续上述理论谱系的过程中不断形成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注重在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和运用真理，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5］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基本原理和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着眼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具体展开、前人没有充分回答的"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即这一思想在我们党拥有一亿多党员、领导十四亿多人口大国、长期执政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有效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如何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如何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和现代化建设效能等具体课题。例如，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提出把政治建设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也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把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作为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加强纪律建设作为治本之策、开创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等一整套管党治党的理论方略。

（二）文化根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智慧的创造性转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6］，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党建理论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会失去科学方向；如果离开中国历史文化土壤，亦难以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党建思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益于治国理政、修身正己、重民爱民、崇德尚廉等思想智慧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其一，从价值理念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为邦本""以德治国""天下为公"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供了深厚的人文根基。习近平党建思想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7］，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基本原理，又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理论升华，超越了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局限，把人民作为历史主体、执政根基和价值归宿，使党的执政理念在当代中国语境中获得更为深厚的文化认同基础。其二，从治理方略看，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中积淀了丰富的治理经验，如"选贤与能""明德慎罚""协和万邦"等，这些思想为新时代推进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健全党内法规体系，推进制度体系更加成熟完善，推动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本质上体现了对传统治理智慧的现代转化与制度性重构。其三，从修身伦理看，中华文化历来重视"修齐治平""慎独慎微""廉洁奉公"等道德规范，这为中国共产党人加强党性修养、推进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坚定理想信念、严明政治纪律、加强作风建设，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正是对传统修身伦理的时代重塑，并通过制度化路径将其转化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支撑。

（三）历史脉络：对中国共产党105年自身建设经验的系统升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5］习近平党建思想亦是对中国共产党105年来推进自身建设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与理论升华。贯穿中国共产党发展全过程的一条基本经验在于：始终掌握战略主动，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围绕党所领导的历史任务来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并通过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来保障伟大事业的顺利推进。这种以事业引领党建、以党建保障事业的内在逻辑，构成了105年来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

从历史进程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极其复杂严峻的斗争环境，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把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和组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使党能够正确掌握和运用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大法宝，从而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夺取全国胜利。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建设不但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而且本身构成了革命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随着党的地位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党的建设面临新的历史课题。我们党围绕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并强调党要管党，不断探索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有效路径，为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经济社会建设提供了坚强政治保障。这一时期的探索，标志着我们党开始从执政条件出发系统思考自身建设问题。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面对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调整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党进一步强调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通过推进思想解放、制度创新和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在上述历史进程中，党的建设始终呈现出与时代任务同频共振、与历史方位同步演进的鲜明特征，其内在规律逐步得到深化认识。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对我们党105年来加强自身建设的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与理论提升，围绕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深入推进管党治党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进一步揭示了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的建设规律。与以往相比，这种总结不再停留于经验层面，而是上升为体系化、结构化的理论形态，使党的建设由经验自觉走向理论自觉，由局部推进走向整体跃升，标志着我们党对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历史高度。此外，从历史经验的内在构成来看，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阐明的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我革命等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8］，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所阐述的注重强健自身等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5］，也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更为具体的原则性导向。质言之，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深刻总结一百多年来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深入推进了管党治党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极大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我们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

（四）实践基础：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理论凝练

理论的深度来自实践的深度。习近平党建思想最直接、最厚重的实践基础，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一系列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9］

从伟大工程实践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突出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并把纪律建设作为管党治党的治本之策，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各项建设，把反腐败斗争提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效。正是在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与反腐败斗争协同推进、同向发力的伟大工程中，党的建设实现了由局部突破向整体跃升、由经验推进向体系建构的深刻转变。在这一实践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把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与党的自我革命贯通起来加以把握，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形成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科学体系。从形成过程来看，习近平党建思想随着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而不断丰富和发展。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鲜明提出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这标志着新时代管党治党的基本取向已经确立。2014年12月，党中央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重大命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党的建设首次以战略布局形式进入国家治理总体框架。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问题，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并通过制定《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从制度层面回应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推动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对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作出系统性重构，实现由"五大建设"向"5+2"布局（即"五大建设"+制度建设和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拓展。此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从历史维度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明确"两个确立"，从根本政治原则上巩固了新时代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制度基础。党的二十大则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从七个方面对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系统部署，特别是提出"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7］，把党的建设的时代课题进一步具体化。在这一持续深化的实践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的理论成果，如以"十三个坚持"为主要内容的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以及以"九个以"为主要内容的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这些重要论断既是对实践经验的高度凝练，又构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化的重要支撑。可以说，正是在党的建设的丰富实践中，我们党不断深化对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思想既来源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生动实践，又在对实践经验的理论提炼中实现升华。从更深层次看，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过程，本质上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不断回应自身建设重大问题、不断深化对执政规律和自身建设规律认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建设由经验自觉走向理论自觉，由分散探索走向系统集成，最终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具有内在逻辑严密性和现实指向性的科学理论体系。

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其核心要义集中体现为"十四个坚持"［10］，但这十四个方面并非彼此并列的碎片化命题，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多元支撑、闭环联动的有机系统，围绕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展开，揭示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逻辑起点、逻辑展开与逻辑闭环。具体而言，"十四个坚持"既有原则要求，又有具体领域的目标要求，既有顶层设计，又有实践转化机制，其内在关系可以从"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五个维度加以把握。其中，最高原则论回答"谁来领导、怎么领导"的根本问题，战略方针论回答长期执政条件下"以什么总体方略管党治党"的问题，价值追求论回答党的建设"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工作布局论回答新时代党的建设"抓什么、按什么结构展开"的问题，方法路径论回答党的建设"怎么抓、如何落"的问题。五者相互支撑、首尾贯通，共同构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关于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理论骨架。

（一）最高原则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坚持党的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逻辑起点，确立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11］，"党的历史、新中国发展的历史都告诉我们：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领导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12］170。在"十四个坚持"中，"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与"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共同构成整个思想体系的根基和灵魂，既说明党的领导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也说明党的领导必须通过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得到根本保证。

从理论逻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13］这一论断不是对党的领导一般重要性的经验判断，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科学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之所以具有中国特色，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发展并不断完善的。离开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方向和根基就会动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1］413中国共产党把这一基本规定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变革中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因此，党的领导不是附加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外的条件，而是内嵌于其目标方向、制度建构和实践运行之中的构成要素。从体系关系看，党的领导是其他各项坚持的根本目的和方向保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则是党的领导在党内政治生活和组织运行中的最高实现形式。对于拥有庞大组织体系、肩负艰巨历史任务的大党来说，没有坚强领导核心，没有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就难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也难以把党的建设各项任务转化为强党强国的整体效能。新时代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集中体现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由此，最高原则论既回答"谁来领导"的问题，也回答"怎么领导"的问题；既确立党的核心地位，也防止党的建设其他任务偏离正确政治方向。

（二）战略方针论：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明主题和战略主线，集中体现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5］，"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14］。如果说最高原则论确立了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方式，那么战略方针论则进一步回答了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如何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如何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长期执政能力的问题。

从理论逻辑看，全面从严治党是"全面""严""治"的有机统一。"全面"体现为对象、内容、责任和制度的全覆盖，意味着管党治党不能停留在局部领域、少数对象和阶段性整治上；"严"体现为标准从高、要求从实、执行从紧，意味着党的建设必须长期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治"体现为依规治理、系统治理与科学治理的统一，意味着党的建设要从问题处置走向体系建构、从经验治理走向制度治理。三者相互贯通，使全面从严治党成为统摄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方略。全面从严治党之所以成为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根源在于长期执政条件下党面临的风险考验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反复性。马克思曾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与其他任何革命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经常自我批判"［1］672。这种自我批判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升华为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1］171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15］576自我革命揭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动力，全面从严治党则把自我革命转化为系统的战略部署和治理体系。由此，战略方针论把管党治党与兴党强党统一起来，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总体方略问题。

（三）价值追求论：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构成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价值核心，集中回答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了谁、依靠谁"及朝着什么目标推进自身建设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6］这一命题不是党的建设之外的价值宣示，而是规定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的根本尺度。党的建设归根到底不是为了党自身的封闭循环，而是为了使党能够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担当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从理论逻辑看，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治力量的根本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5］这一论断揭示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同人民立场之间的内在联系：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根本利益；只有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获得长期执政最深厚、最可靠的力量源泉。因此，初心使命既是党的建设的价值原点，也是检验党的建设成效的根本标准。同时，价值追求论把人民立场、理想信念和党性修养贯通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把理想信念比作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指出"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15］133理想信念坚定，党员干部才能经受住各种考验，才能在风险挑战面前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理想信念动摇，政治上就可能变质，行动上就可能偏向，作风上就可能失守。由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同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贯通起来，使党的建设始终具有明确的价值坐标和人民指向。

（四）工作布局论：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的系统性总体布局

习近平党建思想虽然没有以"工作布局"作为单独范畴加以命名，但其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要求，已经内化为党的建设的结构安排和整体布局。从"十四个坚持"的内容看，这一布局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统筹推进理论武装、党性锤炼、组织体系、干部队伍、作风纪律、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和责任落实等方面的各项任务，既继承思想建党、组织建党、作风建设等优良传统，又根据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发展，把政治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党的建设从单项推进走向系统集成。

首先，这一工作布局体现为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全局。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上是政治组织，政治属性是第一属性，政治功能是基本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17］48因此，政治建设不是党的建设中的一般组成部分，而是贯穿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全过程的统领性建设。只有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党的建设各方面，才能保证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其次，这一工作布局体现为以理论武装和党性锤炼筑牢党的建设根基。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2］311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理论上的清醒才能保证政治上的坚定。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要求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党性锤炼则是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落到党员干部身上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一定要不断锤炼党性"［18］，"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加强自律、慎独慎微，经常对照党章检查自己的言行，加强党性修养，陶冶道德情操，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19］。

再次，这一工作布局体现为以组织体系和干部队伍建设夯实党的建设基础。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严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优势。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2］526，"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20］121。中国共产党作为拥有庞大党员队伍和严密组织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只有使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上下贯通、执行有力，才能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统一意志和一致行动。与此同时，组织体系的有效运行又依赖于高素质干部队伍。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3］526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提升到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7］由此，组织体系建设与干部队伍建设不是两个彼此分离的任务，而是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效能的重要支点。

最后，这一工作布局还体现为以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和责任落实保障党的建设质量。其中，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和人心向背，纪律关系党的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反腐败斗争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制度关系管党治党的长远根本，责任关系全面从严治党能否落到实处。由此来看，工作布局论不是对具体任务的机械排列，而是围绕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形成的系统性安排，集中体现为政治统领、思想铸魂、党性固本、组织强基、干部支撑、正风肃纪反腐、制度保障和责任落实的多元支撑。

（五）方法路径论：坚持多元支撑、闭环联动的管党治党实践路径

如果说工作布局重在回答新时代党的建设"重点抓什么、先后关系如何摆布"的问题，那么方法路径则重在回答"怎么抓、如何落"的问题。"十四个坚持"中的各项要求，既包含党的建设的总体安排，也蕴含将顶层设计转化为管党治党实际效能的实践路径。前两个坚持确立逻辑起点和最高原则，而"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则构成落实闭环；中间各项"坚持"在不同领域展开，使习近平党建思想呈现出鲜明的行动逻辑和现实操作性。

首先，坚持以政治统领、理论武装和党性锤炼推动内在转化。政治建设要落实到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中，落实到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监督、干部考察、基层治理和中心工作的全过程。理论武装不能停留在概念学习和文本传达上，而要引导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掌握贯穿于党的创新理论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的能力支撑。党性锤炼则要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树立正确政绩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实践历练结合起来，使党员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利益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敢于担当。

其次，坚持以组织强基和干部赋能推动优势转化。严密组织体系不是静态结构，而是保证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的动态执行系统。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必须把党的组织体系嵌入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避免组织覆盖与作用发挥相脱节。干部队伍建设也不能仅仅停留在选拔任用环节，而要形成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注重专业训练和实践锻炼，完善担当作为激励保护机制，推动干部在高质量发展、改革攻坚、服务群众、防范风险中经受考验、增长本领。

再次，坚持以正风肃纪反腐贯通发力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作风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切入口，关系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改进作风问题上，我们不能退，也退不得，必须保持常抓的韧劲、长抓的耐心，在坚持中见常态，向制度建设要长效。"［21］165—166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纪律严明才能保证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纪律"［22］764，"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23］。反腐败斗争则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必须把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思想教育结合起来，"要把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有效贯通起来，三者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24］。由此，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是三项平行工作，而是由风及纪、由纪及法，由惩到治、由治到防的贯通治理过程。

最后，坚持以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和责任落实形成管党治党闭环。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就是要把制度建设贯穿新时代党的建设各方面，并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制度保障。［25］184但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建设只有同责任落实结合起来，才能防止制度悬空和执行变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各级党组织的职责所在"［26］，"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27］。因此，新时代推进管党治党，必须把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职能部门监管责任和领导干部"一岗双责"贯通起来，形成明责、履责、督责、问责的闭环机制。

质言之，习近平党建思想中的方法路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作方法，而是由最高原则牵引、由战略方针统摄、由价值追求校准、由工作布局展开、由制度责任闭合的系统方法，把政治统领、思想铸魂、党性固本、组织强基、干部支撑、正风肃纪反腐、制度保障和责任落实贯通起来，推动党的建设由单项推进走向系统集成、由局部突破走向整体提升、由经验治理走向体系治理，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化、制度化、可操作的实践遵循。

三、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

理论的价值既体现在对既有思想资源的继承发展，也体现在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回应解决，还体现在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启示和贡献。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党建工作经验总结，而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过程中形成的体系化理论成果。这一思想既在理论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也在实践上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根本遵循，还在世界范围内为长期执政政党加强自身建设、提升治理能力、保持政治活力贡献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一）理论意义：开辟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从理论意义看，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首要贡献，在于以新的思想形态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是在无产阶级政党争取政权和领导革命的语境中阐发党的先进性、组织性和纪律性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面对的则是如何在长期执政、规模巨大、任务繁重、风险复杂的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7］这一思想正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实际、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形成的理论。

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贯通起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从关于革命党建设和一般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发展为关于长期执政大党自我锻造、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系统理论。这一思想既继承了思想建党、组织建党、纪律建党的基本经验，又把政治建设、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自我革命等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既提出了包括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也提出了把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作为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加强纪律建设作为治本之策、开创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等一整套管党治党理论和方略，形成了对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整体性把握。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构建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核心支撑，其不以西方政党政治理论为解释坐标，而是立足中国共产党百余年自身建设经验和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形成了最高原则论、战略方针论、价值追求论、工作布局论、方法路径论等具有中国问题意识、中国理论表达和中国实践基础的学理范畴。正因如此，习近平党建思想不仅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也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发展达到了新高度。

（二）实践意义：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根本遵循

从实践意义看，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是停留于理论阐释层面的思想体系，而是直接服务于强党强国实践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28］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于把党的领导这一最大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统筹发展和安全、协调改革和稳定、整合资源和力量的治理能力，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各领域各环节得到有效贯彻落实。由此，对于习近平党建思想实践意义的理解必须将其置于把党的全面领导嵌入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各方面，使党的领导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效能的整体视域。

在这一视域下，首先，在"宏观—布局"层面，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面对组织规模庞大、层级结构复杂、风险挑战多元等现实条件，管党治党不能依赖零散治理与短期整顿，必须依托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机制。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全面"的要求、"严"的基调、"治"的理念贯通起来，把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统一起来，有助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由阶段性整治走向常态化治理、由局部发力走向整体推进。

其次，在"微观—个体"层面，这一思想为提升党员干部能力本领、激发组织体系整体效能提供了实践指南。一方面，它要求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党性要求内化为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使党员干部在复杂环境中保持政治定力、增强担当本领；另一方面，它强调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资源整合能力、行动执行能力和基层治理能力。可以说，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离不开政党的组织整合能力和制度供给能力。从这一意义上看，习近平党建思想把组织体系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制度执行和责任落实纳入统一框架，构成中国式现代化得以持续推进的重要组织保障。

最后，在"结果—效应"层面，这一思想为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和提升管党治党长效效能提供了方法支撑。它把践行人民立场同树立正确权力观、政绩观、群众观贯通起来，把纪律建设、制度建设与责任落实贯通起来，推动工作重心转向实效导向，从单一监督转向党内监督、人民监督和制度监督协同发力。由此，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指向解决党建与中心工作脱节、责任压力传导不足、基层组织功能弱化等现实问题，也指向在制度化、体系化轨道上不断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

（三）世界意义：为世界政党治理和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从世界意义看，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提升治理能力、保持政治活力的中国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7］作为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政党建设理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世界意义并不在于输出某种固定模式，而在于以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说明：现代化道路并非只有一种制度模板，政党治理也并非只能在西方政党竞争逻辑中寻求解释。

在当代世界政党政治中，许多政党都面临组织松散、代表性弱化、被利益集团俘获、政策短期化和治理失灵等问题，长期执政的政党还面临权力固化、脱离群众和滋生腐败等风险。在新时代管党治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在破解百年大党独有难题的创新创造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由此形成的习近平党建思想以自我革命破解长期执政条件下政党自我监督、自我净化的难题，以严密的组织体系提升政治动员和政策执行能力，以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增强治理稳定性和连续性，为现代政党治理和国家治理提供了不同于西方选举周期政治和竞争政治的理论参照。正如有学者强调，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中国道路的重要意义在于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29］顺此逻辑，习近平党建思想所揭示的政党建设经验，实际上也为发展中国家思考政党领导、国家治理、社会整合和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启示。它把人民立场、组织动员、制度建设、自我革命和国家治理贯通起来，使政党建设不再只是党内事务，而成为现代国家能力生成和现代化进程稳定推进的重要动力，实现了政党建设与治国理政的内外联动、交互涵化、有机统一。更进一步说，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关于政党责任、政治领导和制度效能的理论图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民性、先进性和革命性，又在长期执政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条件下发展出系统化、制度化、责任化的管党治党机制。一个政党能否长期保持活力，不仅取决于其能否获得权力，更取决于其能否持续进行自我革命、有效回应人民需要、不断提升治理效能。这种理论和实践探索，为世界理解中国共产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解人类政治文明多样性提供了重要窗口。

四、结语

习近平党建思想并不是对既有党建理论的简单延续，而是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系统回应和科学回答。进一步看，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过程，本质上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不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对自身建设规律认识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清醒认识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5］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党的建设逐步由经验性探索走向体系化建构，由局部推进走向整体跃升，由问题导向的阶段性整治走向制度化、常态化治理。从"十四个坚持"的内在结构看，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五个维度层层递进、闭环联动，既揭示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逻辑起点和展开方式，也体现了其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管党治党效能的实践机制。这一发展过程不仅标志着我们党对执政规律和自身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也使习近平党建思想在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世界意义上不断彰显其时代价值。面向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党的领导必须在更高水平上转化为治理效能，党的建设必须在更深层次上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全面从严治党也必须在制度化、体系化轨道上持之以恒推进，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5］。从更为长远的视角看，习近平党建思想所展开的，不仅是一套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体系，更是一种将政党建设与国家治理、历史传统与现代制度、价值理念与实践机制贯通起来的整体性理论范式，蕴含着更为广阔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前景。未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这一思想仍将面对新的实践课题和理论问题，其内涵也将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演进中不断拓展和深化。

（载于《前沿》2026年第4期）

【作者： 牟琛、辛向阳。其中 辛向阳系长安街读书会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党委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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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邱诗懿 ；初审： 刘星月 ；复审：李雨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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