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知道斯诺写了《红星照耀中国》,知道他在延安那段传奇经历,却很少有人清楚,在中美关系即将破冰的关键节点,这位老朋友最后一段日子经历了什么。埃德加·斯诺,美国记者,也是最早把陕北根据地真实情况介绍给世界的外国人。1936年,他冲破层层封锁进入陕北,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长时间交谈,记录下红军的生活、主张,这本书后来在全球广泛传播,打破了外界对红色根据地大量失真的谣言。在此之后,斯诺一直关注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又分别在1960年、1964年、1970年三次来到中国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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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这段时间,斯诺的身体持续出问题,持续乏力、腹部疼痛,一开始他以为只是普通的肠胃毛病,没有放在心上。到1971年11月,他到医院系统检查,确诊胰腺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肝脏。12月中旬,斯诺在洛桑的医院做手术,手术之后医生已经明确,病情很难控制,后续治疗效果有限。洛伊丝一边要照顾病重的斯诺,自己也患上传染性肝炎,同样需要休养,压力非常大。斯诺在病中收到尼克松寄来的信件,信里问候他的健康,肯定他多年的记者生涯,同时提出,如果斯诺愿意,可以作为美方的先期特使前往中国。斯诺看完这封信,没有回复。洛伊丝多方求助之后,写信联系了在中国的马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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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消息辗转传到中国,马海德最先收到洛伊丝的求助信。马海德早年就在延安,和斯诺是老相识,建国之后留在中国,担任卫生部顾问。马海德把斯诺病重、求助的情况上报,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之后,决定邀请斯诺到北京治疗。国内立刻着手安排,日坛医院专门收拾好了病房,布置成适合休养的环境,同时敲定航班,预备包机,做好接斯诺一家人来华的准备。当时中央给出的意见很明确,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只要他身体条件允许,愿意过来,我们就尽全力救治。
1972年1月,医疗小组组建完成,成员包括马海德、外科专家黄国俊、消化科医生张锦坤等人。一行人飞往瑞士,当面评估斯诺的身体情况。等抵达斯诺家中检查之后,所有人都意识到现实的难处。斯诺刚刚做完手术,身体极度虚弱,癌细胞广泛转移,肝功能已经受损,长途跨洋飞行需要十几个小时,颠簸和气压变化很容易直接危及生命,根本经不起这样的长途转运。医疗小组把评估结果传回北京,中央了解情况之后,调整方案,不再坚持接他来中国,而是让这支医疗队留在瑞士斯诺家里,把斯诺的住宅改成临时病房,就地进行保守治疗,减轻他的痛苦。
之后一段时间,医疗队全程守在斯诺身边,监测体征、镇痛、调理,毛泽东、周恩来持续派人送去问候,宋庆龄也写信给洛伊丝。斯诺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偶尔清醒的时候,还会和马海德说起当年在陕北的日子,说起延安的窑洞,说起那些并肩相处的故人。1972年2月初,正在亚的斯亚贝巴参会的黄华,接到国内特急电报,专程赶到瑞士看望斯诺。见到黄华和马海德的时候,斯诺短暂清醒,还和他们开了一句玩笑,说这是三个“土匪”又聚在一起了。
2月15日凌晨,斯诺停止了呼吸,当天正好是中国农历新年。六天之后,尼克松启程飞往北京,开启那次举世瞩目的访问。斯诺最终没能等到他期盼已久的这一幕,没能亲眼见证中美之间这一次历史性握手。斯诺生前留下遗愿,希望骨灰分作两处安葬,一半留在中国,一半回到美国。他留下原话,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后来按照他的嘱托,一部分骨灰安葬在北大未名湖畔,另一部分安葬在美国哈德逊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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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会把斯诺当成一个单纯的记者,只记得他的书。但放在那个年代看,在中美长期隔绝、互相敌对的几十年里,斯诺是少数可以持续来往两边,客观传递信息的人。他在美国国内发表的很多报道,并不受主流舆论欢迎,长期承受非议,他始终没有停下记录。到了生命最后关头,一边是他自己的祖国,没有给他安排专门的就医通道;另一边是远在东方的中国,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愿意调动最好的医疗资源,派人跨洲过去陪伴他走完最后一程。历史的很多细节,不会写在宏大的公报里面,只会藏在这些普通人与时代交错的片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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