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胡开明上书毛主席请求包产到组，主席批评：你是“胡”开明

1959年庐山会议后，纠“左”变成了反右，河北省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年12月，时任河北省委常委的胡开明接任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并担任张家口市整风反右工作组组长。

胡开明

胡开明一到达张家口，便开始了调查研究工作：从厂矿车间到田间地头，他都深入调查了解；从各级干部到平民百姓，他都广泛接触、谈心。胡开明经过调研发现，那些所谓犯右倾错误的人无非是更敢讲真话而已，他感叹道：“这样的干部受批判，谁还敢讲真话！”

随后胡开明毅然带领张家口市委一班人对反右倾斗争来了个急刹车，并在自己权限范围内给被错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重新安排了领导职务。

与此同时，胡开明发现全区农民群众的缺粮状况远比想象或听到的严重，而造成缺粮的原因与高指标、浮夸干系极大。张家口地处坝上，自然条件恶劣，使得这个本来就落后的地区雪上加霜，全区70%的社队缺粮，非正常死亡人口激增。胡开明在调查中发现，有的村里的活人甚至无力将死人抬出屋去，他暗下决心：决不能再这样搞下去了！

胡开明讲话

在解峰、张何明等一批市委领导的支持下，胡开明冒着丢乌纱帽的危险，首先解散了公共食堂，随后对畜牧采取“草半养”和“分户喂养”。胡开明认为，实行公社化，以公社、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超过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群众的觉悟水平，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他主张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当时有的地方称生产小队，相当于合作化时期的初级社），并在万全县郭磊庄大队搞了试点。这一试点经验，为中央决策提供了现实依据。

1961年9月26日，第二次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北上返京途经邯郸，他在听取河北省关于核算单位下放问题的汇报时，在张家口市委关于郭磊庄大队的试点材料上批示：“中央政治局：这个材料请你们看看，我认为基本核算单位还是下放到生产队好。请你们讨论决定。”9月29日，毛泽东将这次谈话的记录转送给政治局其他常委，又写道：“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小队而不是大队。”

10月7日，中央作出《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并将张家口市委关于郭磊庄的报告材料列为附件一同下发。这时张家口全区已有2278个生产大队实行了核算单位下放，占总数的59.6%。当时正在南方养病的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给胡开明打电话说：“开明同志，毛主席说了，基本核算单位还是改在小队上好。这件事你是有大功劳的呀！”

林铁

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后，胡开明经过调查研究，进一步认识到：生产关系仍然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只有继续下放基本核算单位，才能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1962年6月，胡开明带领市委一班人在张家口地区推行“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

1962年7月，胡开明调回河北省委工作，在工作交接之际，因为他对农村政策研究较深，所以仍以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名义参加华北局在北戴河召开的一个农村工作座谈会。胡开明对这次座谈会寄予很大希望，他在会前连夜搜集资料，准备发言稿，经过反复修改，最后写成了《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建议》，并在会上作了建议推行“三包”到组的发言。会后，胡开明仍感到不放心，因为会上的意见并不一致，他本着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决定上书毛泽东，建议推行“三包”到组生产责任制。

8月8日，胡开明致信毛泽东，信中说：

毛主席：
关于如何巩固集体经济、加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问题，我于7月30日华北局的农业工作座谈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提出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发言稿已由华北局抄送中央一份，现在我又把它打印了一下，特再送您一份，请予抽空审阅为盼！

这封上书改变了胡开明以后的人生。第二天，毛泽东在一个核心小组会上批评了胡开明：“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论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1960年以来，讲了两年多，我也可以压你一下嘛！”毛泽东的这几句话是说得很重的，他把胡开明的姓名拆开，变成“胡”和“开明”两个词，“胡”的意义就是“胡乱”，“胡”“开明”连在一起，就是“乱开明”。

当年9月，胡开明开始受到批判，后来又被革职。1966年“运动”爆发后，胡开明继续遭受批判，罪名也不断升级，先是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来被列入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阴谋反党集团”“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他在遭批挨斗中度过了十几个春秋。

1980年7月13日，河北省委作出《关于为胡开明、葛启、解峰等同志平反的决定》。因为上书保荐“三包到组”责任制而蒙冤10多年的胡开明，终于被彻底平反，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