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长征之后，毛主席为什么力排众议，要让红军东征作战？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七千余人，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后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全军一万三千余人。

这点人马挤在陕北一块三四万平方公里的贫瘠土地上，周围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十六万人、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六万余人、阎锡山的晋绥军二十余万人，加上马鸿逵、井岳秀、高桂滋的部队和蒋介石的中央军，总兵力接近五十万。

陕北地瘠民贫，群众连穿衣吃饭都成问题，有的地方连人畜吃水都无法满足，根本养不活这支队伍。红军需要吃饭，需要补充，需要找到一条活路。

1935年12月17日，瓦窑堡会议召开。摆在与会者面前的，是一个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战略选择题。

会上出现了多种意见。有人主张以巩固陕甘苏区为主，逐步向渭水以北发展，寻求与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作战。有人主张往西，向宁夏求得发展。有人主张立即北出五原、包头，与日军争先机，并可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取得国际支援。概括起来，有东、西、南、北、中五种意见。不同意东征的人不在少数。

首先提出不同意见的是红一军团长林彪。他对陕北到处都是荒凉衰败的景象很悲观，主张离开陕北，到陕南另谋生路，认为这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首先能解决吃饭问题。彭德怀也发电报给中央说，如果红军行动有脱离这个苏区的危险性的可能，都是不正确的。秦邦宪、王稼祥、何克全对东征都持有不同意见。

毛主席坚持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作战。他的理由很具体。向东，可以进一步北进绥远或东进河北，争取对日直接作战，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抗日战争结合起来，推动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日运动新高潮。

向东，可以避免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对峙，有利于同他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东，还可以威胁阎锡山的老巢，迫使其把入陕的晋绥军调回山西，以缓解对陕甘苏区的军事压力。

山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便于红军扩大兵员，解决给养。毛主席在阐述这一方针时说得极为明确：红军东征是“以发展求巩固”的唯一抉择，向北发展没有出路，瓦窑堡会议最终接受了毛主席的主张。

1936年1月31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延长县召开会议，决定进军路线，部署兵力。正式组成红军抗日先锋军，由彭德怀任总司令，毛主席任总政委，叶剑英任总参谋长，全军一万三千余人集结在陕北永坪、延长之间及其以东地区，进行渡河作战准备。

阎锡山早已在黄河东岸做了准备。他把山西境内沿黄河的二十多个县划为防共区，在黄河东岸构筑了碉堡地带，花了几十万元修建沿黄河的堡垒群，企图封锁红军东出抗日的路线。

1936年2月20日晚八时，渡河行动开始。红军各军团在预定渡河点同时渡过黄河，阎锡山花了数十万元修建的堡垒群没有起到阻拦作用。红军一举突破了晋绥军的防线，接着向东进攻。

第一场硬仗是关上村战斗。阎锡山的独二旅旅长周原健率部抢先占领了关上村，妄图堵住红军东进的道路。红军决定趁敌人立足未稳，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这股敌人。红一军团由北向南攻击，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由南向北夹击，将关上村之敌团团包围。

经过数小时激战，红军将独二旅第四团和炮兵第四连全部歼灭。独二旅旅部和第三团被红军阻击在半途，无法增援。关上村战斗打通了红军东征南下晋西南的通道，是红军渡河后的第一个大胜仗。

第二场硬仗是蓬门战斗。2月25日，红十五军团在蓬门围歼增援石楼的晋绥军，俘敌三百余人。红军趁势继续向东推进，控制了石楼、中阳、孝义、隰县之间的吕梁山区。

第三场硬仗是兑九峪战斗。阎锡山不甘心失败，调集了三个纵队向吕梁山区反扑。3月10日，红军两个军团的主力在毛主席和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全部投入战斗，试图在兑九峪一带重创晋绥军。

阎锡山的晋绥军依托坚固工事顽抗，双方反复冲锋，战斗打得极为激烈。最终红军打坍了驻守之敌和增援之敌，阎锡山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反击被粉碎。兑九峪战斗之后，红军将部队分为左中右三路，在晋西北和晋南地区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机动。

红军在山西境内转战五十余县，击溃晋军三十多个团的围追堵截。阎锡山眼看靠自己的晋绥军挡不住红军，不得不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山西“剿共”军总司令，调集十个师，号称二十万人，分两路增援阎锡山，同时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与之配合，企图将红军围歼于晋西地区。

面对国民党军的大举增援，红军迅速收拢部队，集中兵力相机歼敌。在重创晋绥军之后，红军于5月2日至5日西渡黄河，回师陕甘苏区。

东征战役历时七十五天。红军共歼敌约七个团，俘敌四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支四千余支、火炮二十余门，扩大红军八千余名，筹款五十万元，组织了地方游击队三十余支。从人力、财力上壮大和加强了红军的力量。

红军在山西二十余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回师之际，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宣布红军愿意同一切放弃进攻红军的武装队伍停战议和，一致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