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9月27日,广州,李天佑的病房里,杜启远赶到丈夫身边时,他已经无法说话,连药物也难以下咽。医生发现他的喉部积痰,杜启远立即协助吸痰。抢救持续了一阵,病情仍没有扭转,56岁的李天佑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消息传出后,杜启远悲痛不已。她流着泪说:“他十六岁当连长,二十岁当师长,连去世都比别人早。”这句话并非夸张的感叹,而是一个陪伴丈夫二十多年的人,对其短暂而密集一生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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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佑1914年出生于广西临桂。少年时期,他便投身革命,长期在战火中成长。红军时期,他曾在彭德怀领导的部队中作战,后来调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参谋长,参加长征。枪林弹雨里积累的经历,也让他很早就承担起超出年龄的责任。
1938年,李天佑在前线负伤,途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七贤庄休养。一天,一对从国统区前往延安的老夫妻因天色已晚,找不到住处。李天佑得知后,主动把自己的房间让给老人,自己带着警卫员睡到外间。
这件小事后来改变了他的婚姻。那对老人,正是杜启远的父母。只是当时双方并不相识,谁也没有想到,几年后,这名负伤的红军将领会成为杜家的女婿。
1939年,李天佑因伤赴苏联治疗,并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疗养期间,他与陈昌浩住在同一间病房。两人谈起战场,也谈到个人生活。陈昌浩知道杜启远的情况,便对他说:“回延安后,我给你介绍一位好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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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启远早年参加革命,曾从事地下工作,后来在延安学习和工作。她受过高等教育,性格干练,经历也不寻常。李天佑尚未见到她,却把这个名字记在了心里。多年军旅生涯中,他很少主动谈及婚姻,这一次却显得格外认真。
1944年3月,李天佑回到延安。老战友们见他年过三十仍未成家,纷纷帮忙介绍对象,他都没有接受。经人打听,他得知杜启远正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又向李富春了解她的经历,确认她是一名经过考验的党员。
两人的第一次正式相见,并不在郑重其事的介绍会上,而是在一次机关舞会上。1944年夏天,李天佑穿着白色上衣,请杜启远跳了一支舞。没有夸张的场面,彼此却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后来,李国华带他登门,两人才真正坐下来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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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处之后,杜启远了解到李天佑为人沉稳、待人厚道,便决定把他带回家见父母。她刚开口介绍,父亲便认出了李天佑:“原来是你,几年前在西安让房子的那位同志。”母亲也在旁边连声道谢。此前的善举,在多年后变成了意外的相认。
1945年元旦,杨家岭为这对新人举行了简朴婚礼。组织上准备了两桌饭菜和两床绸面被子,朋友送来“李杜齐美”四字。婚后不久,夫妻二人服从安排前往东北,继续投入战事。聚少离多,成为他们家庭生活的常态。
新中国成立后,李天佑担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参与改编起义部队、肃清残余武装和土匪势力等工作。广西局势复杂,任务繁重,他常年奔波于部队和基层之间。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李天佑被授予上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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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9月,李天佑出任副总参谋长。职务越重,工作越紧张,杜启远承担起更多家务和照料责任。1964年夏天,夫妻在北戴河短暂休假,一起下海游泳。对长期忙于工作的两个人来说,那是少有的轻松时光。
1969年,长期劳累使李天佑病情恶化,医生建议他离职休养。即便如此,他仍牵挂军队工作,参加过一些重要会议。到了年底,检查显示尿蛋白达到四个加号,他才不得不停止工作。1970年5月,夫妻在广州留下最后一张合影。
几个月后,病魔进一步侵蚀他的身体。9月27日,杜启远在医院陪伴丈夫走完最后一程。李天佑从红军年代一路走来,四十余年间屡经战场、重任和伤病,生命停在56岁。那句“连去世都比别人早”,也是杜启远对这段婚姻最沉痛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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