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7月,东北边境,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面对鸭绿江对岸骤然恶化的战局,开始考虑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如果朝鲜战火继续向北推进,中国东北该由谁来守?
这不是普通的边防调动。朝鲜半岛北部距离我国东北很近,鸭绿江、图们江并不能构成绝对安全的屏障。美军大规模介入后,战场形势变化极快,东北工业基地和铁路交通都可能受到威胁。新中国成立不久,必须提前准备,不能等炮火逼近国门再仓促应对。
于是,中央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部队从哪里抽调,成了关键。
当时的东北,正是原第四野战军长期作战和整训过的地区。四野部队从松花江流域一路打到海南岛,尤其熟悉东北的山地、森林、河流与严寒气候。许多官兵在长白山一带作战生活过,知道冬季道路如何结冰,也清楚怎样在林地和山沟中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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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经验,不是纸面上的地图能够替代的。
更重要的是,四野部队刚刚结束大规模作战,编制完整,战斗骨干集中,军、师、团各级指挥体系运转成熟。相比临时拼凑一支新部队,调动一支久经战阵的野战兵团,速度更快,也更符合东北边防的紧迫需要。
承担这一任务的核心力量,是第13兵团。后来编入的主要部队包括第38军、第39军和第40军,都是四野时期的主力部队。第38军在解放战争中以善打硬仗著称,第39军长期活跃于东北和华北战场,第40军也有丰富的攻坚与运动作战经验。
当时第13兵团的指挥班子也经过了重新调整。邓华被任命为兵团司令员,洪学智等担任副职,赖传珠担任政治委员。邓华指挥果断,善于把握战场节奏;洪学智熟悉部队组织和后勤,这种搭配对于一场跨境作战十分重要。
有意思的是,东北边防军成立之初,任务仍是“防守”,并不等于马上出国作战。部队一边集结,一边进行保密教育、侦察训练和后勤准备。许多官兵甚至不知道,自己面对的将是什么样的战场。
局势很快逼近临界点。
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人民军战线迅速后撤。10月初,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继续向北推进,战火直指平壤和鸭绿江方向。朝鲜方面请求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东北边境的防御任务也随之转变为更严峻的战略抉择。
“如果敌人到了鸭绿江边怎么办?”有人提出疑问。
“那就不能只看着边境等消息。”这类判断,正是当时中央反复权衡的现实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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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兵并非没有争议。新中国刚刚建立,经济基础薄弱,武器装备与美军差距明显,空军、装甲兵和重炮力量尤其不足。一些将领担心部队缺乏现代化战争条件,贸然参战可能付出沉重代价。林彪等人对出兵持谨慎态度,原因并非畏战,而是对敌我实力和国家承受能力有清醒估计。
毛泽东则认为,朝鲜战局一旦失控,东北将直接暴露在军事压力之下。彭德怀也支持出兵,并强调不能把安全寄托在对手的克制上。经过中央讨论,决定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入朝作战,既表达援助朝鲜的立场,也避免把战争简单定义为两个国家之间的正式战争。
1950年10月8日,中央作出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决定,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19日夜,第13兵团所属部队开始从安东、长甸河口等地渡过鸭绿江,随后投入作战。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温井一带与联合国军发生战斗,抗美援朝战争由此进入新的阶段。
四野部队之所以成为第一批入朝力量,绝不只是因为“离朝鲜近”或者“熟悉寒冷天气”。它背后有三层考虑:距离近,便于隐蔽集结和快速出动;部队强,能够在装备处于劣势时依靠训练与指挥体系作战;准备早,东北边防军已经完成了从防御部署到战时动员的过渡。
当然,抗美援朝并非四野一支部队独自承担。随着战事发展,第二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部队陆续入朝,第15军、第12军等部队也在不同阶段参加作战。只是战争最初那道必须跨过鸭绿江的门槛,首先由原四野主力承担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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