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
那间教室里的课桌椅，是我此生见过的最奇特的物什。
它们是两人座的，但我们硬生生挤了三人。桌面不是平整的，斜斜地向前低下去，像一块滑梯，只在靠近身体的地方留了一拃宽的平处，大约是给人搁手腕的。左右各有一个抽屉，黑洞洞的，像两只沉默的眼睛。抽屉上方那块木板可以掀起来，有合页连着，铁质的合页早已锈成了赭红色，一开一合便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像老人咳嗽。
那些课桌椅真是有些年头了。漆面早已剥落殆尽，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只剩木头本身的纹路，一道深一道浅，像老人手背上隆起又塌陷的筋脉。坑坑洼洼的桌面上，刻满了字，有名字，有“早”字，有不知什么年代的算草，歪歪扭扭的，刀痕里嵌着经年累月的灰，怎么也擦不干净。
高年级的学生说，这是苏联的课桌。苏联的课桌怎么到了我们这西北的回族小学里，谁也说不清。反正不是从苏联直接运来的——那是县城学校淘汰下来的，辗转到了我们手里。我们并不在意这些，我们高兴得很。一下课，教室里便响起一片噼噼啪啪的声音，像下雹子似的，那是我们在反复地掀放那些活动板。老师进来了，声音便倏地停了；老师一转身，又响起来。那声音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活。
我们坐在这样的课桌前，说的是愉群翁回族话。我们管铅笔叫“格兰”，管橡皮叫“此笔”——“此”就是擦的意思，圆珠笔则叫“油笔”。这些词儿从我们嘴里蹦出来，自然得像呼吸。许多学生的书包是一个毛巾对折缝的，加了一条带子，是母亲们的手艺。
但我的书包还要特别些——是一个帆布挎包，叔叔放羊时带干粮用的，早就看不出军绿色的底子了，油迹斑斑，像一张地图。我背着它上学，从一年级背到六年级，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它陪着我。它那么大，挎在我小小的肩上，几乎要拖到屁股，走起来啪嗒啪嗒地响。
东方红小学就在五一公社政府所在地十字路口以北，离我家很近。早期的大门斜对着我爷爷家的大门，出了爷爷家的门，斜穿过马路，就到了学校。有一次正在上课，忽然下起了大雨。雨点敲打着没有玻璃的窗框——那时节窗户上蒙的是塑料布，破了的地方便灌进风来，雨丝也跟着斜斜地飘进来。老师让靠窗的同学都移到中间去，三排课桌椅并起来。我们正搬动着那些笨重的桌椅，门忽然被推开了。是奶奶。她穿着一件黑灰色的布衫子，头巾上沾着雨珠，眼睛在满教室密密麻麻的脑瓜里逡巡。然后她大声说：“我给哈哲送靴靴儿来了——”
教室里静了一瞬，接着便哄地笑了。奶奶却不笑，只是把一双黑胶雨鞋放在门边，又看了我一眼，便转身走了，黑灰色布衫子的背影消失在雨幕里。那是我奶奶。她离开人世已经三十多年了。如今的孩子，早已不穿雨鞋了，更不知道“靴靴儿”是什么物件。可我总记得那个雨天，记得奶奶站在门口大声喊我的样子，记得那双黑胶雨鞋的胶皮味儿。
从那时起，东方红小学的学生越来越多了。特别是好多愉群翁的女孩子，也背着书包走进了这所学校。她们有的扎着红头绳，有的围着花头巾，在课桌椅间叽叽喳喳的，像一群刚放出笼的麻雀。她们也掀那些活动板，也喊“格兰”“此笔”，也在坑坑洼洼的桌面上写字。她们坐在那些苏联的课桌前，开始了她们崭新的人生。那些笨重的、老旧的课桌椅，那些倾斜的、带着坡度的桌面，托起了一代又一代孩子的手臂。
东方红小学的老师们，如今想来，一个个都那样清晰。沈莲娥老师教过我们语文，念课文时声音软软的，像在唱歌。王军老师教过算术，板书写得方方正正，一丝不苟。赵巴给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回族，说话时总带着浓重的口音，批评人时眼睛瞪得圆圆的，可下课后又会笑着摸摸我们的头。还有王金福老师、王慧兰老师、纪大勇老师、王大力老师……他们都曾站在那坑洼的讲台上，对着我们这些坐在苏联课桌前的孩子，一字一句地讲着知识，讲着做人的道理。
如今那间教室只留在记忆里。那些苏联的课桌椅，也不知散落在何处。可我总觉得，它们还在那里，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静静地立着。桌面上刻的字还清晰着，活动板上的合页还锈着，抽屉里或许还藏着谁的一截“格兰”，一块“此笔”。而我们仍坐在那里，说着愉群翁回族话，背着毛巾缝的书包，听奶奶在雨天的门口大声喊：“我给哈哲送靴靴儿来了——”
那声音穿过三十多年的光阴，一直落在我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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