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长征》24岁执掌全党，39岁空难牺牲，他用了在11年弥补

年轻、留学归来、理论知识丰富，但是缺乏一线工作经验；曾经在关键时候犯下严重的错误，在组织调整之后仍然埋头苦干。博古的一生，不能简单地用“功”或者“过”来概括。

央视的《伟大的长征》播出之后，这个名字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遵义会议以后，在课本上有关于博古的内容就很少了，好像他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他的革命生涯并没有因此而终止。之后十年间，他换过好几个工作，仍然为了革命四处奔波，直到三十九岁才死去。

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19岁的时候他就去苏联留学了，理论基础好，俄语也很好。1931年的时候，国内革命形势十分险恶，中央很多领导人都被抓起来了，有的被杀害了，还有一些被转移了，只有24岁的博古被推到了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的位置上。

此时此刻，如果放在今天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身上，那么博古就要担负起全党的工作了。但是问题是他有理论而无中国基层革命、实战指挥的经验。后来人们把他的名字叫作“中央小伙子”，其中包含着对年轻人的赞叹之意，同时也反映出了当时他所处的位置很高而实际经验不足的情况。

1933年，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瑞金，由博古来主持党的一切工作。他非常依赖共产国际的指导，并且把军事决策交给了顾问李德。受到外来的经验的影响，红军开始采用阵地防御、堡垒对堡垒的打法，放弃了适合自己的机动游击战术。

敌人强大而我们弱小，武器装备相差很大，红军本来应该诱敌深入、灵活作战，但是却被迫和国民党军队进行硬拼消耗。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中央苏区只好放弃。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长征，由于队伍行动迟缓，突围过程中一路受挫。

湘江战役是这段历史中最为悲壮的一章。红军在围追堵截之下损失惨重，人数由原来的八万人减少到了三万人左右。人员数字后面就是成千上万的生命，也是错误军事路线所付出的惨重代价。把失败归因于敌人的实力强大和环境恶劣，并不能说明问题的本质。

1935年1月15日到1月17日召开了遵义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王稼祥、刘少奇等红军各方面的负责人也在会上发言。博古先做了报告，主要讲敌人强大、我们弱小以及客观上的困难；张闻天接着批评军事指挥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对此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且得到了朱德、王稼祥、周恩来等人的赞同来纠正错误的路线。

会议改变了中央领导层的人选，并且停止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军事指挥工作。遵义会议的意义不只在于换了一个领导人来指挥，更重要的是红军开始摆脱了照搬外国经验的束缚，转而依靠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探索前进的道路。

1935年2月，红军到达了川滇黔交界处的扎西地区。2月5日，大年初二的时候，周恩来与博古在水田寨的一座清末的老宅里彻夜长谈。当地人把这里叫做“花房子”，而“鸡鸣三省”就是指这个地方。周恩来不光是批评了博古的责任，还提到自己以及一些留洋、城市出身的干部：理论学习不少，但是对农村革命和实际作战缺少经验；两个人更适合做具体的工作，不一定适合统率全局。

交接班并不意味着从团队中消失。博古仍然在政治局常委之列，并且和红军一起完成了长征。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对于张国焘要另立中央的说法，他是站在党中央的一边，反对分裂。毛泽东后来评价他说他的组织观念很强。到了陕北之后，他曾经担任过西北办事处主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务，在西安事变期间也是中共代表团的一员，协助周恩来进行谈判。

有一次，《解放日报》发表了稿件，但是新华社没有同步播出。下属递上检讨书，在最后博古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上报。另外一次，有一份指示把落款写成了“总社博古”，他在审稿的时候把自己的名字划掉，换成执笔人的名字。

1946年，博古作为中共宪草小组的代表在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相关工作。4月8日，他同王若飞、叶挺、邓发等一起乘美军C-47运输机回延安。晋西北山区大雾弥漫，飞机迷失航向，撞上了山西兴县黑茶山，机上17人全部遇难，史称“四八空难”。

评价博古，不能因为他在后来勤奋工作就抹杀掉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长征初期所遭受的惨重损失；也不能因为他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就把他的整个人生都当作一个标签来看待。他是一名忠诚的革命者，在关键岗位上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而做出错误判断的年轻人。留下的教训就是：理论与经验都必须经过实践的考验，犯了错误之后是否能够正视自己的错误、听从整体安排，也关系到一个人最后会站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