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重庆歌乐山突发山洪,渣滓洞靠近溪沟的部分建筑受损。修缮人员进入女牢施工时,夯土设备突然下陷,地面露出一个不大的孔洞。谁也没有想到,沉埋地下近六十年的秘密,就这样被意外掀开了一角。
渣滓洞原本只是一个小煤窑。1920年前后,这里产煤不多,煤渣和矸石反倒堆得到处都是,“渣滓洞”的名字由此而来。它偏在歌乐山下,地势狭窄,山路崎岖,原本少有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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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重庆频遭空袭,军统方面开始在城外寻找隐蔽地点。1939年以后,白公馆、渣滓洞等处陆续被用于关押政治犯。渣滓洞三面临山,进出只有一条小路,守卫稍加布置,便形成了严密的封锁。
据有关资料,1943年白公馆部分功能调整后,渣滓洞被选作新的关押地点。军统人员看中这里的偏僻和险要,强行接管煤窑,并逐步修筑围墙、岗亭和牢房。当地百姓不敢靠近,甚至流传着“绕道走,也莫进山”的民谣。
监狱分为外部、外院和内院。外部有岗亭和武装守卫,外院设有办公室及刑讯场所,内院则是阴暗狭小的牢房。男牢十六间,女牢两间,犯人被分别关押。铁门、木栅和高墙,把这里变成一座几乎无法逃脱的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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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六一大逮捕”后,一批进步人士被捕,部分人员被送入渣滓洞。此后,地下党员、爱国人士和武装斗争中被捕人员相继押来,最多时有三百多人。牢房拥挤,生活艰苦,但狱中的组织关系并没有因此中断。
真正让这座监狱成为历史伤口的,是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的屠杀。杨虎城、宋振中一家、江竹筠等人先后遇害。11月27日,特务以转移为名,将多人集中后开枪行凶,随后纵火焚烧牢房。大火过后,许多档案和遗物被毁,幸存者仅有十余人。
然而,牢房中的人并非只是被动等待。1949年春夏之后,狱内同志曾设法搜集铁钉、门闩、铁条等物,准备与外部力量配合,寻找突围机会。工具不够,就一点点寻找;地面坚硬,就用手掌和简陋器物慢慢掘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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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回忆,放风时,狱中同志会借着走动和交谈传递消息。回到牢房后,挖出的泥土被藏进衣兜,或包在废纸里,趁机会分散丢弃。为了遮掩声响,他们还会故意制造杂音。每一个动作,都可能招来毒打甚至枪杀。
女牢二号房地下的洞,正是这场秘密准备留下的实物证据。施工人员发现,洞口直径只有二十多厘米,向下约七十厘米。情况上报后,相关人员赶到现场。有人拿起锈蚀的铁器,判断道:“这些东西,不像普通杂物,应该和越狱准备有关。”
继续清理后,洞穴长约一米、宽约半米,里面共有十七件物品:两根八厘米长的铁钉、四根五厘米长的小铁钉、一根十五厘米长的铁条、三个门闩,还有一块条石及其他器物。它们没有锋利的光泽,甚至已经锈迹斑斑,却清楚显示出牢房中的人曾经进行过有计划的自救。
有意思的是,这批工具并未真正用上。1949年11月18日,胡其芬曾通过黄茂才向外界传递越狱请示,但请示没有顺利送达。11月27日屠杀发生时,牢中的人仍在等待消息。那些藏在床铺下方的铁器,也因此再没有等到出洞的时刻。
洪水冲毁的是建筑表层,露出的却是牢房深处未曾消失的证据。十七件普通铁器,见证了囚禁、谋划与未完成的突围,也使那段被烈火掩埋的历史重新获得了具体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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