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本文事实部分参考自中国新闻网《宋版〈礼部韵略〉首现京城 曾是科举"工具书"》（2013年10月10日）、人民网《北宋孤本新华字典面世》（2013年10月11日）、央视网《北京匡时2013秋拍19.9亿元圆满收槌》（2013年12月6日）、中国新闻网《北宋刻本孤本〈礼部韵略〉拍出2600万》（2013年12月11日）、北京匡时拍卖官方图录、韦力《失书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北京大学古籍研究所李致忠先生学术访谈等公开资料。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二〇〇九年春天，南昌。
古玩早市的摊子沿着街边铺开，塑料布上摆着香炉、瓷碗、铜钱、旧字画，晨雾还没散尽，挑东西的人已经蹲了一地。
一个中年男人蹲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摊前，随手翻弄着一堆破旧古籍。
他姓王，福建人，早年做生意折了本，靠着多年积累的眼力，在抚州和南昌各开了一家古玩店。
在古玩行当里摸爬滚打了近二十年，捡过漏，也打过眼，圈子里的人都知道他走货稳，不冒进。
那天早上他本来没抱什么指望，只是例行逛一圈。
从一堆烂纸里抽出来的那本书，用塑料袋裹着，书页泛黄发褐，水渍从边角洇进去，皱褶深重，虫蛀的小洞散布在纸面上，封面脱落，书脊散架。
封面上有四个字：礼部韵略。
摊主说这东西是从古墓里弄出来的，太破了，便宜处理。
王先生翻了两页，手指摩挲纸面，纤维粗长，墨色沉在纸纹里，跟他以前翻过的明清旧书手感完全不同。
他没多还价，掏了一万块，把书和旁边几件杂物一起拎回了家。
朋友听说后笑他花一万块买了堆破烂。
王先生没解释。
他干这行久了，知道有些东西的手感骗不了人。
那本书的纸墨气息不对，不对在哪里他一时说不清楚，但他知道自己买下的不是一堆废纸。
这本书后来辗转到了北京，进了国家图书馆的修复室，经过了中国古籍鉴定界最权威的专家之手，最后出现在一场拍卖会上。
那把拍卖槌落下来的时候，整个中国收藏圈都安静了。
一万块买来的破书，四年后变成了一个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数字。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本破书又是谁，得从一千年前的一场考试说起。
【一】地摊上抽出来的破纸
南昌的古玩早市开了很多年。
每周固定几天，天不亮就有人摆摊，卖的东西五花八门，从玉器瓷器到铜钱旧书，真真假假掺在一起。
能在这个行当里活下去的人，都有一双毒眼睛。
王先生就是在这样一个早晨蹲下来的。
他那天本来是想淘几件瓷器，地摊上的古籍他一般不太碰。
原因很简单，旧书这东西水太深，没有十年以上的功力根本摸不准年代。
可那天他随手翻那堆破旧纸的时候，一本用塑料袋裹着的书从烂纸堆里露了出来。
书页黄得发褐，水渍的痕迹像洇开的墨，从边角一直漫到书叶中间。
虫蛀的小洞星星点点散布在纸面上，有些地方已经蛀穿了。
封面早没了，书脊散架，几册书叶松松垮垮地叠在一起，拿在手里轻飘飘的，像随时会碎掉。
封面上有四个字：礼部韵略。
摊主见他停下来，凑过来压低声音说，这东西是从古墓里弄出来的，太破了，没人要，便宜处理。
王先生翻了两页。
手指摩挲纸面的时候，他感觉到了不对劲。
这纸不是他熟悉的明清竹纸。
竹纸纤维短，摸起来发脆，颜色偏黄，表面光滑。
眼前这纸不一样，纤维粗长，指尖能摸到一丝丝植物纤维的质感，捣碎的桑树皮外皮还留着痕迹。
墨色沉在纸纹里，不像是后来人刷上去的，倒像是刻版的时候吃进去的。
他心里动了一下，脸上没露声色，又拿起旁边几件瓷器摆弄了半天。
摊主急了，把几件杂项连那本破书一起打包，伸出一根手指头说，一万块，亏了就亏了。
王先生掏钱，拎着袋子走了。
回家之后他没有急着找人看。
一万块在古玩早市上不算小数目，他得先自己把东西琢磨透。
他把书摊在书房的大桌上，一页一页地翻。
书叶散得厉害，有些被水泡得粘在一起，得小心翼翼地揭开。
纸面起皱，边角发脆，稍不留神就会碎掉。
翻了一整个下午，他发现了几处不对劲。
头一处是字。
书里的字是刻出来的，笔画端方，刀法干净，横平竖直里带着一股端正劲儿。
不是民间抄手写出来的潦草字，也不是明清刻本那种已经变得柔媚的字体。
这种字，他以前在博物馆里隔着玻璃柜见过。
第二处是版式。
字间距比行距宽，版心窄，行格疏朗，整页排下来不挤不塞。
这种版式风格，他翻过无数旧书，只在少数几部老书上见过。
第三处就是那纸。
皮纸，宋代刻书最常用的材料。
王先生坐在桌前，手里捏着一页破纸，后背有点发凉。
古玩行里有句老话，一页宋版，一两黄金。
北宋刻本除佛经之外，全世界存世的也就十五六种。
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兵荒马乱和水火兵虫，能留到今天的北宋刻本，手指头都数得过来。
他做古玩生意二十年，从福州到南昌，从摆摊到开店，经手的旧书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他见过明末清初的刻本，见过乾隆年间的抄本，见过各种各样的明清善本。
可眼前这种纸、这种字、这种版式，他只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见过。
那时候他隔着玻璃柜看，觉得离自己很远。
现在他手里捏着一页，那感觉完全不一样。
他把书翻来覆去看了整整一个晚上。
第二天他开始查资料，翻自己收藏的各种版本目录，比对字体、版式、纸张特征。
越查越心惊，越查越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可他没有声张，圈子里的人都不知道他手里多了这么一部书。
他没有声张。
东西没鉴定之前，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分风险。
他把书重新包好，锁进柜子里，开始偷偷查资料。
字体比对、版式比对、纸张比对，越查越心惊。
手里这东西，从任何一个维度看，都指向一个他不敢轻易下结论的年代。
这期间他找过圈子里几个相熟的朋友旁敲侧击地问过，但没有拿书给他们看。
他只是试探性地问，市面上如果出现一部北宋刻本的残卷，大概会是什么行情。
朋友们的反应很一致：北宋刻本？
除了佛经之外，全世界就那么十几部，怎么可能流落到地摊上。
大家都觉得他想多了。
他需要一个权威的人，给他一个确定的答案。
【二】宋朝考生的"新华字典"
在讲鉴定的故事之前，得先说说这本书本身。
《礼部韵略》，名字听着文绉绉的，说白了就是宋朝考生的工具书。
北宋景祐四年，也就是公元一〇三七年，宋仁宗赵祯下了一道圣旨，让翰林学士丁度牵头，编一部考试用的韵书。
跟它同时编纂的还有一部《集韵》，是《广韵》的修订本。
而《礼部韵略》是《韵略》的修订本，因为它在收字和注释方面都为科举应试考虑，比《广韵》《集韵》都简略，所以叫《韵略》。
又因为它是当时科举考试用的官韵，官韵从唐代开元以来就由主管考试的礼部颁行，所以叫《礼部韵略》。
为什么要编这个。
因为宋朝科举考诗赋。
诗赋这东西，押错一个韵，整篇文章就废了。
考生写文章的时候，哪个字跟哪个字能押韵，哪个字该读什么音，哪个字犯了皇帝的名讳不能用，这些都得有个标准答案。
标准答案从哪来。
礼部颁发。
礼部是主管科举的部门，它出的韵书就是考场的规矩。
考官按它判卷，考生按它答题。
错一个字，就可能名落孙山。
宋代考生进考场的时候可以带这部书进去，因为靠平时背诵也难记准，要写好某篇诗赋，得拿着书赶紧查到底是写对还是写错了，尤其得避讳。
它当时就是士子不可离的一部工具书。
明代学者王肯堂记载过：宋人业举习诗赋者无不人置一编，犹今之四书五经焉。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宋朝读书人学写诗作赋，人手一本《礼部韵略》，跟今天的学生人手一本新华字典差不多。
这部书收字九千五百九十个，分二百零六韵。
它跟《集韵》《广韵》一样都是二百零六韵，但只收了九千五百九十个字。
这对后来的平水韵中韵部的并合、韵部数目的减少很有影响。
它不是凭空编出来的，是在《广韵》的基础上简化的。
《广韵》收录了两万六千多个字，注解将近二十万条，太厚了，考生带不动，考场里翻也翻不过来。
丁度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减负，把考试用不上的内容砍掉，只保留最实用的部分。
简化之后反而成了最畅销的考试用书。
这里面还有一段曲折。
王安石变法的时候，科举不考诗赋了，《礼部韵略》形同一部废书。
后来司马光主政，又恢复了诗赋考试，这时候语言已经发生了变化，牵涉的字大概有十几个，皇帝命人把这些字填补进去。
没过多久又宣布不考诗赋了，原先补的那些又作废了。
一来一回，这部书几经增减删改。
李致忠后来说过一句话，从书的命名来说，真真正正叫《礼部韵略》的唯有这一部。
后来的版本都叫《增修礼部韵略》，内容已经跟原来不一样了。
再执行已经是南宋绍圣年间的事儿了，又过去了一百多年。
这部书影响了中国韵书史几百年。
《古今韵会举要》《洪武正韵》乃至《康熙字典》的编纂，都受过它的影响。
它作为韵书的权威被后世奉为圭臬，深刻影响了韵书和字书的编纂。
问题来了。
这么重要的一部书，北宋刻本存世有多少。
答案是，此前一部都没有。
在中国的公藏私藏机构里，从来没有人发现过《礼部韵略》的北宋刻本。
日本名古屋真福寺倒是藏着一部北宋版，但那部残缺不全。
据考证刊刻时间在元祐五年到元祐八年之间，也就是公元一〇九〇年到一〇九三年，去声卷几乎全丢了，还缺了一百六十八个汉字。
就这么个残本，日本政府把它定为"重要文化财"，相当于国宝级文物。
吉林大学中文系教授李子君后来在研讨会上做过对比：真福寺藏本几乎丢失了全部去声，残缺多达一百六十八个汉字。
而王先生手里这部，去声、入声两卷保存完好，刊刻时间比日本藏本早了二十多年，四卷完整，平上去入俱全。
这就好比你手里有一本一九八〇年出版的新华字典，而全世界公认最早的版本是一九八五年的。
你手里这本不仅更早，缺失的部分还全给补上了。
李子君教授在研讨会上还专门提到一个细节：这部书是四卷五册，完整的"平、上、去、入"四卷。
而真福寺藏本缺少去声、入声两卷，其中"去声"卷是最为珍贵的。
也就是说，王先生手里这部书，在完整性上远远超过了日本那件被定为"重要文化财"的残本。
这个对比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日本藏本残缺不全尚且被奉为国宝，这部保存完好、刊刻更早的版本，其学术价值可想而知。
李致忠评价说，此书是北宋孤本，可补真福寺之失，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文献价值、文化价值。
【三】宋版书到底金贵在哪
在往下讲鉴定之前，有必要多说两句，为什么宋版书在收藏界是神一般的存在。
很多人不理解，不就是一本旧书吗，纸黄了点，字老了点，凭什么一页就值一两黄金。
这话得从几个层面说。
头一个是存世量。
宋朝从公元九六〇年到一二七九年，三百多年，刻了多少书没法统计，估计是个天文数字。
可经历了元朝的战火、明朝的天灾、清朝的战乱，再加上水火兵虫的自然损耗，到今天宋版书能留下来的，真的是凤毛麟角。
考古界泰斗宿白先生曾做过统计，海内外现存的北宋刻本寥寥可数，大部分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台北故宫、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静嘉堂文库等处。
除佛教典籍外，北宋刊本现存仅十五六种。
清朝乾隆皇帝编《天禄琳琅》专门收藏宋版书，当时也就收了几十部，还在后来的火灾里烧掉了一大半。
到了今天，全世界公私收藏的宋版书加起来也就一千多部，其中绝大多数是南宋刻本，北宋刻本掰着手指头数不超过二十种。
物以稀为贵，这个道理放到哪都成立。
第二个层面是书法和美学价值。
宋版书的字是刻书高手一刀一刀刻出来的，那时候没有现代印刷术，每一部书都是雕版印刷，刻工的水平直接决定了书的品相。
宋版书的字肥瘦得宜，刚柔并济，被后人称为"宋版字"，是书法史上一个独特的门类。
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陈先行后来评价这部《礼部韵略》的字体说，虽然写刻看上去很拙，但整体上看仍然属于"欧体字"的风格，这种欧体字字形偏狭长，是存世多部北宋本的特征。
清代藏书家黄丕烈，人称"佞宋主人"，沉迷宋版书成了癖好。
他为了一部宋版书可以倾家荡产，藏书的地方叫"百宋一廛"，意思是家里有一百部宋版书。
这个名号在当时轰动了整个江南文人圈。
一百部宋版书就是一个藏书家的终极梦想。
而王先生手里这一本，如果鉴定结果成立的话，是北宋刻本。
不是南宋，是北宋。
南宋刻本已经是天价了，北宋刻本是什么概念，就像收藏品里的错版币、孤品画，不是贵不贵的问题，是有没有人见过的问题。
第三个层面是文献价值。
越古的版本越接近原书的面貌，后来的人翻刻的时候会改错字、删内容、加注释。
宋版书距离原书成书的时间最近，保存的文字最可靠。
做学问的人拿到一部宋版书，就相当于拿到了最原始的数据，校勘、考证都以它为基准。
李子君教授说过，正是这未经删减的最早版本，对研究当时礼制体例的演变、相关音韵之间的关系，都能提供唯一依据。
清代学者钱大昕、王念孙这些人拼命收集宋版书，不是为了摆阔，是因为校书的时候宋版书就是最权威的参照系。
北京匡时在后来的拍卖图录里写过一段话：北宋景祐四年丁度等奉敕编纂的《礼部韵略》一直是诗赋考试的最权威官韵，作为两宋科举考试的金科玉律，刊行量大，流布面广，深得广大士子的尊崇，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科举的范围。
范景中教授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它像考试工具书一样，朝代一变就作废，没有用了，扔掉了。
现在人想找一本明代的《三字经》都难上难，居然让这本北宋的《礼部韵略》给流传下来了，这得多大的运气。
他说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考试工具书这东西，用完就扔，考完就废。
每换一个朝代，科举制度改一改，旧版的韵书就成了废纸。
你想啊，今天的学生考完试，谁还会把高中的课本留一辈子。
可就是这么一部用完就扔的考试书，居然穿越了一千年的时光，从开封城的书坊里一路漂到了南昌地摊上。
好了，背景铺垫完了。
现在该说说那场决定了这本书命运的鉴定了。
【四】南昌宾馆里的那个晚上
李致忠，国家图书馆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这个人在古籍圈的地位相当于泰斗。
一辈子跟古籍打交道，看过的善本超过几十万部，经他手鉴定过的国宝级古籍不计其数。
什么宋版元椠、明刻清抄，到他手里翻一翻，年代、版本、真伪，基本就能给出八九不离十的判断。
二〇一二年九月，李致忠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是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的胡迎建打来的，说有个朋友手里有一部书，看图片像是北宋刊本《礼部韵略》，想请李老去掌掌眼。
李致忠当时的反应是不太信。
《礼部韵略》的北宋刻本，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谁有。
这种事情十有八九是看错了。
他在电话里没把话说死，只说十月份可能去江西出差，到时候再说。
那位藏家连着打了三次电话来问，李老师什么时候能到。
催得紧。
十月二十三日，行程突然定了下来。
第二天中午，李致忠飞抵南昌。
下午四点，他请江西省图书馆副馆长何振祚和特藏部主任程学军一起，联系胡迎建。
晚上七点半，宾馆大厅。
王先生小心翼翼地打开随身带的包裹，里面是用塑料薄膜一层一层夹着的散页。
书比照片上看着更破，水渍的皱褶很深，有些书叶粘连在一起，边角一碰就掉渣。
李致忠一页一页翻过去。
一开始表情还是平静的，翻了几页之后动作慢了下来，再翻几页，干脆把书举到灯下，侧着光看纸纹。
在场的人都不说话了。
李致忠后来说，他翻开书的第一感觉是，版式风貌对，印纸墨色对，字体刀法透着一股古拙气息。
这股气息是装不出来的，是几百年岁月慢慢沉淀在纸里的。
但鉴定不能靠感觉，得靠证据。
怎么确定一部书的刊刻年代，古籍版本学有三门基本功：避讳、纸张、版式。
先说避讳。
宋朝有严格的避讳制度，印书的时候遇到当朝皇帝的名字，那个字就得缺笔，或者用"今上御名"四个小字代替。
这是硬规矩，也是判断刊刻年代最靠谱的方法之一。
宋代程大昌《演繁露》卷五记载：本朝著令，分名讳为二，时君之名，则命为御名。
李致忠翻到书里的"恒"字，右半边缺了一笔。
恒是谁的名讳，宋真宗赵恒。
缺笔说明刻书的人避了真宗的讳，这就把刊刻年代的上限卡死了，不可能早于真宗朝。
再往后看。
仁宗赵祯的"祯"字，书里没有出现。
这说明"祯"字也是回避的。
真宗之后是仁宗，仁宗之后呢，英宗赵曙、神宗赵顼、哲宗赵煦、徽宗赵佶、钦宗赵桓，这些皇帝的名字，书里一个都没避。
推理很清楚：刻书的人避了真宗和仁宗的讳，但没有避后面皇帝的讳。
这说明书是在仁宗朝之后、英宗朝之前刻的。
时间窗口一下子缩窄了，北宋仁宗景祐四年到英宗治平四年，也就是公元一〇三七年到一〇六七年之间。
李致忠后来说过，这个鉴定有个讨巧之处，它恰恰是一部考试用书，押韵、避讳尤为严苛，所以避讳字的使用比普通书籍更规范，考证起来反而更可靠。
再说纸张。
这部书开卷用的是皮纸，捣碎的桑树皮外皮依稀可辨。
这种纸的工艺特征，跟已确认的北宋版本高度吻合。
最后说版式。
这本书的版口，跟上世纪七十年代山西应县木塔发现的辽代刻本《蒙求》极为相近，与南宋本的宋书迥然不同。
而辽代跟北宋中期基本同时，两个朝代的刻书风格互相影响，完全说得通。
三项证据互相印证，严丝合缝。
那天晚上同行的还有一个人，韦力。
当代中国最有名的古籍收藏家，个人藏书超过七万册，其中善本就有上万部。
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失书记》，专门记录那些他错过了的珍贵古籍。
台北大学古典文献教授卢锦堂后来在研讨会上说过一句话，逗得在场的老学究们拍掌叫好：这些天大黄鸭在北京，小孩子看了很激动，哇哇直叫。
我们看到这五册宋版就像小孩子看到大黄鸭一样心情激动。
日本著名汉学家、庆应大学教授尾崎康后来看到这部书，说了一句话：我到八十岁看到这样的一部书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为了这个能活到八十岁也是非常值得的。
李致忠合上最后一页的时候，说了一句留有余地的话：从各方面看，虽不敢断定就是北宋刊本，但时代不会很晚。
在场的人都听出来了，以李致忠的身份，能说出"时代不会很晚"，基本就等于拍板了。
他心里的结论比嘴上说的要确定得多。
鉴定结束之后，李致忠叮嘱王先生，不能再把书放在塑料薄膜里了，要用宣纸一页一页地夹好，妥善保管。
他把书的书影带回北京，通过进一步研究和与同行交流，最终确认了自己的判断。
那天晚上从宾馆大厅出来，南昌的秋夜已经有些凉了。
王先生抱着那个包裹跟在李致忠身后，他知道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会改变很多东西。
可他不知道，改变的不只是他自己的命运，还有这部书未来四年的全部轨迹。
而当这部书的真实身份在北京的专家圈里被一层层剥开，当那些只在文献里存在过、谁也没见过真容的名字跟眼前这堆破纸对上号的时候，所有人都意识到，他们面对的不是一部普通的旧书。
它是一部被埋在地下几百年、流落到地摊上、差一点被当作废纸处理掉的北宋孤本。
它的发现将改写中国韵书史的空白，它的价格将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而这本书接下来的命运，将牵动国家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一位顶级藏书家的底线，以及一场被载入中国拍卖史册的盛会……
